重振全球增长：新动力来自何方？

　　林纯洁 杨燕青

　　每一次危机过后，我们总是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做错了什么？未来路在何方？

　　答案的寻找过程及其方式，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命运。下一个故事可能是相当长阶段的可持续增长，也可能是滞胀；可能是另一个吹得更大更久的泡沫，也可能是没撑多久就结束了的小“试错”（索罗斯语）。

　　在金融危机肇始两年后，当世界经历了毫无准备的痛苦磨砺后，人们才终于开始意识到，我们所习惯的旧世界已经结束，而新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却没有人能够看清。

　　而今，我们所看到的是，调节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市场无形的手变成了政府有形的拳头，这一轮全球救市行动与其说是政府的成功，还不如说是市场的悲哀。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了200多年后，全球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模式和增长动力。

　　今天拉开帷幕的“夏季达沃斯” 2009年新领军者年会，试图能够找到重振增长的新动力，并重新定义全球的增长方式。显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容易在清谈中迷失方向。然而，因着世界经济论坛一贯引领全球思考的沉淀，因着1300位颇具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参加本次特别全球峰会，我们依旧期待，这个世界的新领军者和思想领袖，能否通过辩论和思维碰撞，看清新世界的依稀面容，如果不是全部轮廓，某些端倪也好。

　　再平衡和增长同样重要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沉浸在那些看似美好却难以为继的幻想中。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变成了现代的印刷术，美国人下定决心消费，作为回报，他们带来了美国有价证券。

　　作为储备货币，美元被广泛接受，而这些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变成了美国国债、机构债券、市政债券、企业债券甚至是股票。亚洲经济在这个系统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消费者的供应者，他们同样接收美元，亚洲的外汇储备极度扩张，亚洲变得“有钱了”，而我们也相信自己变得更加安全。

　　从来不乏对这个危险的游戏提出的警告，但是触手可及的繁荣永远令人难以拒绝，我们总是将变革的时间推后再推后，直到我们退无可退。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经济的牛市，那么所有人都是牛市的孩子，但不幸的是，这个牛市并不真实。

　　“这个游戏结束了，除非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可以用自己本土的消费接手，那么世界经济将减慢增长速度。”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罗索（Bill Gross）在其9月份的投资展望中说。

　　“我们需要修正经济中存在的不平衡，又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首席运营官安德烈·施耐德指出，“不管你做什么，如果这种行为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就是为未来的危机埋下种子。”

　　亚洲需要自己的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而美国人则要学会区分什么是他们需要的，而什么仅仅是他们想要而无力负担的。这是正确的方向，但却并不容易。

　　可持续增长还是下一场危机的种子

　　对照这条道路，回头看看我们过去一年中所做的一切，我们做的都对吗？

　　并不尽然。在被危机冲昏了头脑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急于寻找挽救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是自己擅长的，或者简便易行的，但并不一定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这种方法在亚洲是加大投资，而在美国是促进消费。

　　这种行动是一种“路径依赖”，这是危险的行动，可能将阻碍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甚至将其推得更远。施耐德说：“最坏的一种情况莫过于，当我们走出危机之后，所有的事情还是和以前一样。”

　　在过去半年的经济衰退版图中，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是美国和欧洲导演了这场危机，但最终亚洲的外向型经济却蒙受更大的经济衰退。正如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所说，去杠杆化可以瞬间完成，而去产能化（De-capacity）却是一个漫长而愈发痛苦的过程。

　　如果亚洲真正希望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需要新的政策来完成这种转型。美林经济学家在9月份名为《另一个繁荣（或泡沫）的种子》的报告中指出，“亚洲的高储蓄率以及被高度管控，过于低估的汇率在过去的15年内造就了资产的泡沫，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

　　这种汇率政策以及与之配合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亚洲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改变，各国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加快，却出现了放慢或者是倒退。

　　如果这种趋势存在，资产泡沫将在未来几年成为这些国家政府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不要以为等到通胀真正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压力，即便是没有通胀，而经济增速仍在合理范围内，资产泡沫的威力依旧不容忽视。一些经济学家此前曾建议中央银行应该将资产价格指数同样纳入货币政策参考指标的范畴。

　　这些经济学家指出，繁荣最后可能变成泡沫，货币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提高利率，高利率加上低估的货币将越发增加经济不平衡的风险，使得国内市场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些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前习以为常的经济政策。

　　在新世界的追寻中，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需要时刻剔除那些挥之不去的习惯思维和路径依赖，我们面对的未来，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中国、整个亚洲、整个世界，都需要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考。而全球的商业界和企业家，面对去杠杆化的世界，也必须寻找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

　　广义绿色经济：不仅仅是新引擎

　　那些需要漫长时间才可以看到结果的行动，较容易在繁荣的背景下受到政府的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困难的时候同样去坚持。

　　广义绿色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同样意味着在未来我们将生存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气候状况依旧是全球经济巨大的威胁，灾难性的天气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每过10年，全球因为灾难性的天气受到的损失就几乎增长一倍。

　　《京都议定书》在沦为“准空文”之前，曾经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当时的突破在于大家取得了共识，在最需要合作的事情上，全世界必须展开合作。而现在，我们将希望更多寄托在今年丹麦哥本哈根的气候变化大会上。瑞银财富管理研究部在9月份推出的题为《基础设施：强大的平台》的焦点研究报告中指出，“可持续而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水、土地和能源等）的新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需求日益迫切”。

　　《斯特恩报告》的撰写人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指出，全球的经济危机应该是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协议的契机，因为这场经济危机正是由于过去20年对于金融市场风险的漠视而造成的，危机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忽视一个问题越久，那么后果将会越严重。

　　而现在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不仅仅是气候，包括食品安全、水质问题等其他环境问题在很多时候嘲笑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就。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环境问题已经达到了人们可以承受的极限，人们越来越难以得到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安全的食物。

　　“如果环境的破坏变得难以挽回，那么人类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将毫无意义。”MSL基金管理公司合伙人Martin Bloom说。

　　要保证未来经济的稳定成长，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可以维持全球环境的策略。

　　鉴于环保是这样一个外部性十分明显的行业，政府将不容置疑地成为行业的主要推动力量，政府需要推动以矿石能源为主导的高碳经济模式向以再生能源为主导的低碳经济模式的转型，不仅仅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同样只有这样的经济模型才可以在中长期维持可持续性成长。

　　但是政府并不能独自行动。各国政府需要首先建立一个全球合作框架，因为没有合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之后政府需要保证企业有充足的动力加入其中，政府应该让环保行为变得有利可图，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一种负担，还需要与金融机构展开合作，来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在我们的定义中，广义绿色经济还包含了创新、技术进步这些原本推动人类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它们将融入“绿色”之中，希望这些“嫩芽”能够带来未来可持续增长的郁郁葱葱。

　　总之，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虽然全球经济状况正出现改善，但依旧危机四伏。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忙着收拾过去的烂摊子，现在是时候考虑我们的未来究竟去向何方。在这个时候，每一个选择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还是去重复另一个崩溃的轮回。

　　让我们一起走进夏季达沃斯的思想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