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上亿元未被起诉引关注　

    记者统计多城区案件　

    行贿案远少于受贿案　

    有反贪检察官分析--“优待”行贿者有利于惩治贪官　

    反腐专家：应加大对行贿打击力度设立性行贿罪　

    律师：只要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好处就按行贿罪处理

　　日前，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判处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死缓。

　　此事披露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就此，记者通过对本市的多个城区的政法机关采访发现，各区政法机关所承办的行贿案件，均远远少于所承办的受贿案件。

　　按照常人理解，行贿者和受贿者是个统一体，理应“一损俱损”。但结果与常人的理解大相径庭。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人士。

　　北京某检察院反贪检察官（应被采访者要求，隐去真实姓名和单位），常年战斗在反贪一线、办案经验十分丰富

　　给予行贿者“优惠政策”有利于惩治贪官

　　法制晚报（下称FW）：行贿案件数量远远少于受贿案件，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检察官：为了更快侦破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检察机关往往和行贿人在私下达成协议，对行贿人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处罚”的承诺，以换取他们的供词。

　　据我了解，有的办案人员在第一次询问行贿人时，先对其进行教育，只要行贿人积极配合把行贿的时间、地点、方法和数额交代清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般不会对其立案。

　　这种办法确实行之有效，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批行贿人免受追究。

　　FW：这是否意味着，检察官在放纵犯罪？

　　检察官：我不这样认为。

　　行贿、受贿犯罪，查处起来比贪污、挪用公款要难得多。

　　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有大量书证可查，白纸黑字放在那里。而认定贿赂案件关键靠证言。

　　行贿人的证言是证实受贿犯罪的必要证据，没有它受贿案根本无法定案。

　　行贿者和受贿者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如果不给予行贿者一些“优惠政策”，出于自保的考虑，很多行贿者很难主动交代行贿行为，那些贪官就无法惩治了。

　　FW：按照您的意思，对行贿者的宽容，更加有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检察官：一定意义上说是这样的。

　　因为行贿和受贿在数量上并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通过一个行贿者，往往能挖出一窝、一串受贿案件。

　　像前些年有个医疗器械公司经理行贿医院院长的案子。通过一个经理，10家医院的18名领导受到了查处。

　　这个经理最后被从轻处罚，判了1年半。但你说这不算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么？

　　FW：对主动交代的行贿者免予或减轻处罚，依据是什么？

　　检察官：刑法第390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而且，这也是符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的。

　　著名反腐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应该扩大打击面设立性行贿罪

　　FW：有人认为，对行贿的宽容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胡星斗：这确实能起到打击职务犯罪的作用。而且刑法也规定了可以对行贿人减轻或免除处罚。

　　但目前法律对减轻多少，何种情形可以免予处罚，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还是个空白点。

　　FW：行贿人受到惩治的远远少于受贿人，你是否有研究？

　　胡星斗：这个现象我早就发现了。

　　这次的陈同海案件，媒体报道说行贿的人都没有被起诉。我记得以前有个企业家，行贿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上亿元，也没有被查处。

　　我认为应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同时也应对行贿罪本身做出修改。

　　FW：为什么要修改行贿罪？

　　胡星斗：在立法方面，刑法对行贿的打击力度小于受贿。

　　刑法对行贿人经济制裁的力度也跟不上。

　　还有就是行贿手段不断翻新，现有的法律难以涵盖，比如性贿赂等等。

　　FW：应该如何修改行贿罪才合理？

　　胡星斗：我曾经起草过一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对行贿罪有所修正。用来行贿的“好处”，应该包括能够满足需要和欲望的一切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利益。

　　另外，我在里面增加了“性行贿罪”，对于打击性贿赂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FW：对于性行贿者，你认为应如何量刑？

　　胡星斗：犯本罪的，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同性性取向的，在同性间的性关系也适用本条规定。

　　FW：《廉政法专家建议稿》送到有关部门了吗？

　　胡星斗：全国人大看过了，表示很关注。他们也认为廉政法很重要，正在考虑是否接纳。

　　本市主要城区行受贿案件示意图

　　受贿案件数139件

　　行贿案件数15件

　　说明：2005年至今，本市朝阳、海淀、丰台、崇文、宣武、东城、西城政法机关查办的行贿、受贿案件统计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唯一一家专门承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

　　行贿人破坏的是官员的廉洁性

　　FW：刑法规定“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不正当利益”这一关键词的限制，是不是当前行贿案件数量远少于受贿案件数量的原因？

　　张青松：你说的很正确。

　　根据这一条文，为了正当利益而给有关人员送钱送物的，不构成行贿罪；虽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但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也不构成行贿罪。

　　一个“不正当利益”的限制，就筛出了一半人。

　　FW：有时很难区分利益正当不正当。

　　比如在招投标中，一家企业如果不行贿可能也会中标。但该企业担心不能顺利实现，于是便给予特定人员财物。这家企业中标的利益，算正当还是不正当？

　　张青松：企业送财物，通常是为了得到内幕和感情上的倾向。

　　一个根本的判断原则是，如果企业要求招标方透露标底，而招标方也确实提供了标底，那企业得到的就是不正当利益，否则就不是。

　　FW：你认为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是否需要修改？

　　张青松：确实需要修改。

　　刑法对行贿罪的要件要求过于严格，导致很多行贿人不能按照犯罪处理。

　　按照我的想法，只要是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好处的，如果没有亲情往来，就应该按照行贿罪处理。

　　FW：你的意思是应该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

　　张青松：对，应该严惩。

　　中国是人情社会，很多人认为不花钱不能办事。

　　我认为，应该培养公众按照规矩办事的习惯，而不是靠人情办事。

　　在这方面，不能仅仅约束公职人员。其实官员更难做，诱惑太多，很难拒绝。行贿人破坏的是官员的廉洁性。

　　FW：刑法规定的行贿罪是1万元起刑，而受贿罪是5000元，你觉得是否合理？

　　张青松：不合理。应该是一样的，甚至行贿罪的起刑点应该更低一些。我个人觉得一两千元起刑更合理一些。

　　文/记者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