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婚族，

　　数字的悖论

　　花少

　　2008年，中国青年报联合搜狐教育开展一项调查（1897人参加），结果显示，有26％的人选择“是‘毕婚族’或者打算成为‘毕婚族’”，也就是说，每4个被调查者中，就有1个是“毕婚族”。

　　调查同时显示，59．3％的人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当“毕婚族”。其中，经济基础薄弱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有33．3％的人表示“还是要先立业后成家”。

　　昨日，笔者就此访问了南昌大学环境工程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胡老师。胡称，他的学生25％左右会在毕业两年内结婚，而有固定情侣关系的学生数字要翻一番。他说，这两个数字近年都在增长。

　　同样曾在南昌大学担任过专职学生辅导员的冯老师说，前几年，“毕婚族”的现象还较少。2006年，她班上毕业的200多个学生，当年结婚只有3人。冯老师说，这跟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就业状况都有关系，可能过两年就业状况一好转，大家也就没时间没心思这么早结婚了。

　　另一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主要城市的初婚年龄一直呈增长态势，2007年上海居民男性结婚初婚平均年龄为28．64岁，女性结婚初婚平均年龄为26．43岁，相比2006年晚了近半岁。2006年北京初婚年龄男性为28．2岁，女性为26．1岁，仅次于上海市位居全国第二位，均比上年有不同增长。

　　既然晚婚潮流越来越无法逆转，毕婚族的增长看来也只是一个数字上的“悖论”。毕婚虽然不一定都是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但想要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家庭，必须要正确理解婚姻，拥有正确的婚姻观，这可能不是一毕业就能够全部准确把握的。

    漂泊开始

　　先给心安个家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结婚，我们的爱情死无葬身之地！”“毕婚族”的这句豪迈口号来自当年清华大学的论坛。

　　身边越来越多的“毕婚族”仿佛一夜间冒了出来，一步从大学校园直接迈入婚姻殿堂，初涉社会的他们，一段路走得九曲回肠……

　　花少

　　8月27日，布吉南门东一套逼仄的农民房里，24岁的杨小丹正在收拾行李。两个大旅行箱把她和老公李伟两年来的全部家当装得一件不剩。“就是换洗衣裳、几本书、电脑之类的。”他们要坐当晚的火车赶到江西九江，再到李伟的老家瑞昌县，结束在深圳将近一年时间的闯荡。

　　两年来第三次迁徙

　　“李伟考上了老家的大学生村官，下个月就去参加培训。”这是毕业两年来杨小丹的第三次迁徙，她看上去很从容，不怎么紧张也不怎么兴奋，即将面临的漂泊对她来说就像一种宿命。“我们先回老家，他随后就要上井冈山培训，我先去找个事做着，两个人总是要在一起的。”杨小丹平淡地说，有种相守相随的满足。大学生村官的任职期限是3年，期满后在考研、考公务员、创业等各方面政府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杨小丹期待的稳定安逸生活似乎指日可待。

　　2007年7月，南昌大学校园内，杨小丹和李伟的恋情面临3年来最大的挑战。是毕业分手说再见，还是一无所有的相互厮守？“我们决定先结婚。既然决定相依为命地漂泊，为何不先给自己的心安个家呢？踏入社会以后竞争压力大，两人共同奋斗至少精神上能有个依靠吧。”杨小丹说。毕业前夕，辅导员告诉他们，学校有个到广西的“西部支教”志愿者项目，为期8个月，每个月只有800元的伙食补助。“我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办完毕业手续，到民政局一登记就出发了。”

　　广西支教权当度蜜月

　　“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杨小丹沉浸在回忆之中，“百色是个革命老区，我们在当地的乐业民治小学任教。当地给了一个宿舍，吃饭可以到食堂解决。”小两口把小城当成度蜜月的旅游目的地，一到周末就四处闲逛，兴致勃勃地品尝当地小吃，买廉价的手工艺纪念品。

　　蜜月总会结束，平庸的日子接踵而至。8个月很快过去，扑面而来的就是生存的压力。

　　南下深圳四处面试

　　两人决定南下深圳。杨小丹的舅舅在布吉开着一家小公司，做电子元器件的，亦工亦贸。他们在布吉落下脚，一边帮舅舅打工，一边四处递简历、面试。当时正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学旅游的杨小丹和学粉末金属的李伟四处碰壁，偶尔有一两家愿意招人的公司，开出的待遇连小老板舅舅都觉得难以接受，他让小两口踏踏实实先干着，“就当骑驴找马，好工作总会有的。”

　　“我们算是幸运的，我的一个同学和女朋友一起来到深圳，男的在松岗一家公司跑业务，女的在关内做文员，两人一星期想见一面都难。”李伟说。业务男和女文员有时会到布吉来，“在这里做顿家常饭，看着我们忙里忙外还一脸的羡慕，这让丹丹也小小地虚荣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