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内乡县法院法官　杨红

河南省内乡县法院法官　程相鹏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胡旭晟

　　本报讯(记者 宋识径)因为被告对法院20多次电话通知和书面限期“履行告知义务”通知一概答复“不知道”，日前，河南省内乡县法院法官杨红和程相鹏向全国人大发函，建议设立“藐视法庭罪”，制裁“儿戏法律”的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9月9日，法官程相鹏投书本报，告知其已于本月4日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在信中，程相鹏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2002年2月，内乡县灌涨镇杨岗村村民杨春磊缴纳3800元，接受了南阳市外贸劳务中心为期一年的培训，并于2003年2月与南阳市外贸劳务中心签订“出国务工3年，月薪140美元”合同一份，同时经过公证处公证。

　　2006年3月，合同期满，但杨春磊一直没有回家。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杨春磊的外祖父(母亲是杨春磊唯一直系亲属，且为智障，外祖父是其母的监护人)一直向南阳市外贸劳务中心打听外孙下落，但该中心多次推诿，拒不告知。2007年7月，杨春磊亲属将中心告到内乡县法院，要求该中心告知杨春磊输往国(境)外什么地区，哪个国家务工，并告知杨春磊目前的下落和具体情况。

　　在此后的两年多里，内乡县法院4次开庭审理此案。截至2009年9月2日，法院20多次电话通知和书面通知，但该中心拒不告知杨春磊目前下落和相关情况。另据法院查明，该中心仅为劳务中介机构，没有就“向国(境)外输出劳务”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

　　法官杨红、程相鹏认为，南阳市外贸劳务中心的做法是“儿戏法律”，是对法庭威严的不尊重，因此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设立“藐视法庭罪”，制裁此类行为。

　　据悉，在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有不少代表、委员提交议案、提案，要求修改刑法，增设“藐视法庭罪”。

　　【连线法官、全国政协委员】

　　无视法庭权威，理应给予制裁

　　记者:劳务中心有义务告知杨春磊的下落吗?如果被告拒不告知，法院可不可以通过判决要求其履行告知义务?

　　程相鹏:由于杨春磊和劳务中心签有合同，并经过公证，原告对杨春磊的下落有知情权，劳务中心作为合同的另一方，有义务将其掌握的相关信息告知原告。

　　知情权也是一种民事权利，被告拒不告知，就是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法院应该给予救济。如果单从法律条文上看，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履行告知义务，但是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上看，简单地作出判决，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原告的官司可能白打了。

　　记者:判决以后，法院不是可以强制执行吗?如果被告拒不执行这一判决，情节严重的，法院能不能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程相鹏:其实原告的诉讼请求很简单，就是要求被告告知杨春磊的下落。这个案件已经拖了两年多，如果作出判决，原告再申请执行，耗费的司法资源将更多。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该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如果作出判决，劳务中心仍然拒不告知，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只能追究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最高刑期仅为三年。

　　从目前法庭掌握的材料来看，该劳务中心并没有劳务输出的资质，按规定，应该没收其非法所得，取消其经营资格，并进行经济处罚。此外，该中心涉嫌克扣派出务工人员工资，对此，也应给予处罚。而他拒不交代，相关部门也就无法追究其责任。相较之下，一旦东窗事发，其经济损失要比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大得多，而法院没有直接对其涉嫌非法经营等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力。所以说，判了也是空判，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就成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记者:那么，对劳务中心的这种行为，法院真的就束手无策了么?这等于告知人们，只要什么都不说，法院也没辙，如此一来，司法的公信力恐怕要大打折扣。

　　程相鹏:这个案子有特殊性，因为没有标的物。原告所要的就是“一个交代”，被告拒不告知，法院也不好强制执行。

　　记者:设立“藐视法庭罪”能否解决问题?被告的行为是对法庭的藐视吗?

　　杨红:我们认为，面对法庭一而再，再而三，直至第20次通知，被告依然拒不告知，其行为就是藐视法庭权威，无视法律，是对法庭的不尊重，他的眼里还有法院和法官吗?有必要追究其责任，但是目前还没有对这种行为制裁的法律依据。

　　如果有“藐视法庭罪”，那么根据刑事优先的原则，可以先追究其刑事责任，相关责任人一旦被判刑，他就会有所忌惮。我们建议，该罪的起刑点应该是三年，不能适用缓刑;还应并处罚金，没收其非法所得，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记者:怎么会想到向全国人大提建议设立这一罪名?

　　杨红:这个案件非常典型，也很难处理。作为普通的基层司法人员，我们有义务就司法实践中新发现的问题，向立法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并提出建议参考。我们认为，追究藐视法庭行为的刑事责任，既是对世人一个警示，也是对法治进程的推进。

　　“藐视法庭”入罪，检察监督是关键

　　记者:胡委员您好，您曾经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过修改刑法，设立“藐视法庭罪”的提案，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胡旭晟:我是2004年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这一提案的，当时是考虑到我国整个的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正在受到损害，藐视法庭的现象不断增多，比如在法庭上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在法院之外对法院的调查取证不予配合、对司法判决极不尊重等等。设立“藐视法庭罪”，制裁各种藐视司法的行为，意在提高司法乃至法治秩序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因为法院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整个司法的权威、甚至代表整个法律的权威。

　　记者:您认为“藐视法庭罪”所制裁的行为应该包括哪些?

　　胡旭晟:现行刑法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罪”，针对的是在法庭内扰乱秩序的行为，这当然是必需的。但我认为，除此之外，为了维护法庭的秩序和法律的权威，法庭之外各种不尊重法庭的行为同样需要规范，比如，当事人应当出庭而拒不出庭、阻挠证人出庭、对法院调查取证不予配合、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甚至撕毁判决书等，都属于藐视法庭的行为，都会对法治权威造成损害。

　　记者:藐视法庭罪应该如何界定?在您看来，南阳市外贸劳务中心的行为算是“藐视法庭”吗?

　　胡旭晟:该劳务中心被法院20次通知，仍然拒不告知，应该是一种藐视法庭的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藐视法庭的行为都构成藐视法庭罪。

　　在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的社会地位和权威很高，一旦出现藐视法庭的行为，后果就很严重，甚至都可以算做犯罪。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如果一概规定为犯罪，打击面可能过宽。

　　该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定是个难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该罪一定是故意犯罪。

　　需要指出的是，维护法庭秩序的责任，应该由法院和社会共同承担，相关责任的追究也应该是双方面的。一旦设立该罪，那么在制度上对法官行为的约束和责任的追究也应相应地大大加强。

　　记者:您的提案办理结果怎样?“藐视法庭罪”有可能被写入刑法吗?

　　胡旭晟:200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作出了答复，表示对设立“藐视法庭罪”完全赞成，待研究成熟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修改刑法的建议。他们表示，现行刑法第三百零九条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仅包括“聚众哄闹、冲击法庭”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两种情形，有较大的局限性。同时，由于操作程序上存在的缺陷，这类情形在实践中处理得很少。据统计，全国法院1999年至2002年审结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仅35件，平均一年不到10件。

　　到现在，这一条规定还没有修改。我认为，目前修改的难度可能比较大，主要是因为藐视法庭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界定、在法律程序上如何操作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形成共识;同时，法官队伍的自律还有待提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罪名写进刑法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如果设立“藐视法庭罪”，该罪是不是将由法官直接办理?如何保证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

　　胡旭晟:从国外情况来看，藐视法庭罪多由法官直接当庭裁决并交付执行，而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起诉。这样操作虽然方便办案，但缺少监督。在西方，传统的法治原则都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而藐视法庭罪大概是唯一允许的一个特例，但其前提是在西方法律传统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中法官的权威和公信度非常高。

　　检察官如何对“藐视法庭”案件进行监督，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我国照搬西方做法，为防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案件可以提交上一级法院审理，这就需要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席庭审，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

　　另外一种可行介入方式是，案件由法院直接办理，检察机关作为案件参与者，这就需要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了解案件全部情况，而且必须出庭对整个庭审过程进行监督，防止法官滥用权力。

　　当然也可以适用普通刑事案件的程序，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这样一来，案件的处理效率可能就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