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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天天会战，日日磨炼，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人们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可当人们看到水缸见底了，火炕还没有柴烧，不用谁去分配，都争着摸起扁担去挑水，抡起大斧去劈柴。午休时，会理发的同志剃头刮鬓，懂医术的为同志诊脉治病，男的帮女的修理工具，女的则为男的缝衣拆被。干这一切的时候，没有利益驱动，没有恩怨支配，都是出自意之诚、情之切、心之通。
这一年盛夏，“五七”战士们正在铲地，忽然下起倾盆大雨，人们都急忙扛起锄头往回跑。这时有人发现向荣藩跑不起来，一瘸一拐地落在后头。年过半百的阎成甫猛然记起小向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脚不好使，便不假思索地上前相帮。老阎把自己身上披的塑料布拿下来给向荣藩披上，然后搀扶他一步一步地赶回队部。老阎虽然被浇透了，可他为自己真情帮助一位残疾战友而感到十分高兴。
当时的医务人员不像现在的医务人员，大多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病人上门诊病，而是和其他“五七”战士一样，也要参加生产劳动。他们通常利用业余时间，下连走营巡诊，为大家防治疾病。哪位同志生病，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也不论是普通病还是传染病，病人一叫就出诊，病人一到就看病。他们就像一部部开足马达的机器，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炎热的夏天，干校又爆发肠炎、痢疾，为有效遏制传染病的流行，医务人员张景春则和施心烈等人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自制了“黄柏汤”，收到了很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艰苦的生活环境，感情更为真挚，令人终生难忘。当年，时任省长的杨易辰在柳河干校“黑鬼队”接受省专案组审查，那个时候他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专案组却让他去干挑猪食的重活。从山下水井到“钓鱼台”的猪舍有一里多地，而且是很陡峭的上坡路，他挑着满满一担水，常累得气喘吁吁，他要是歇歇脚，如被专案组管教人员发现还要受到严厉呵斥。下放干部见了，十分同情这个老干部，经常躲开专案组人员耳目，帮助他担水。为了补充营养，还有人为他到小卖店买点食品罐头，打几斤老白干，使他在避人之处独饮几盅。
刚上山时，下放干部的生活十分困苦，大家吃的是发霉的玉米，也没什么蔬菜，十天半月见不到一丝肉腥。为了改善生活，二营一连集资在房前的水沟子放养了千余只北京鸭。北京鸭长大了，每天剁碎一汽车的倭瓜还喂不饱。看到这些“贪吃”的鸭子，再看看常与饥饿为伴的战友，杨易辰便开始给鸭子“罗织”罪名。杨易辰冒着增加新的罪名的危险，偷偷找到他的“哥们”连长建议说：“‘家有万石粮，难养扁嘴王’，这么多鸭子，我们实在喂不起，赶快想办法处理吧！”大家便想法设套处理了这些鸭子，既解脱了沉重负担，又使生活得到了改善。就这样，大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也结成了患难之交。杨易辰被解放后，先后担任省委书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但他当了“高官”，仍不忘在干校的“铁哥们”，他在病危弥留之际，点着名要见干校这几个莫逆之交。
庆安县委宣传部/搜集 本报记者 岳晶艳/整理
歼11歼击机梯队接受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