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刊发文章，称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就公共治理角度说，都应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内容。文章援引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的观点：“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贪官的产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不少地方曾相继出台有关条例，纷纷瞄准官员“私生活”，但这些措施没达到抑制官员“私生活”腐败蔓延的预期效果。

　　笔者以为，监督官员私生活的关键是怎么监督、谁来监督。各种相关条例不很奏效，是因为体制内监督往往因利益关系、人情面子，加上某些监督者自身也未必能做到身正为范，而使监督流于形式或口号。很多曝光于网络的问题，也证明了公众监督的有效。然而，与体制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不同，没有“名分”和权力的“草民”监督有权有势的官员，风险自是难以回避的。人肉搜索出周久耕等的胜利，只是建立在周久耕确实被查出了问题的基础上，但还有很多发帖监督官员的网民锒铛入狱，原因是“查无实据”，所以监督变为“诽谤”。如果说官员有不轨嫌疑，那这种嫌疑在没有事实或官方认定的情况下，作为监督者的公众或网民就无法看清这种嫌疑究竟是“老鼠屁股”还是“老虎屁股”，而一旦触碰的是“老虎屁股”，监督者的下场往往就很不好看。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官员私权利的问题。现代政治理念秉承的是官员私权利有限原则——既为官、握有公权，那私权利就必须在服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作出一定让渡，而不再是普通公民的私权利，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比如同样遭遇“诽谤”，对官员的“诽谤”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是恶意的，那“诽谤者”一般应予赦免。官员私权利有限的原则是基于公共利益至上的出发点，在官员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取舍中，后者具有优先主张的权利。

　　监督并曝光他人“私生活”的法律风险，几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么既要鼓励公众监督官员“私生活”，其前提是必须降低这种风险。而作为官员群体来说，一是应当正确理解个人私权利服从公共利益的原则，宽容群众监督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某种利益损失；二是正确运用自我保护的申辩与澄清权利，只要能洗白自己，纵有“诽谤”也该无所畏惧，而不必动辄龙颜大怒。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官员人人洁身自好、一尘不染，让监督无用武之地。而这，也正是公众监督所要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