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察

　　傅达林

　　2008年9月15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揭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序幕。

　　当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犹如浪潮席卷大地，从国家、政府到企业、个人，不同的主体都在风浪中搏击前行，“泳姿”各异。而当危机退却，他们的“水中姿势”也终究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或供世人评判，或为未来提供指引。这中间，法治的“泳姿”往往颇为关键，因为健康繁荣的市场经济是要建立在强有力的法治基础上，金融危机的浪潮终将退去，浮出水面的法治思维痕迹和模式才是确保市场经济恒久健康的基石。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暴露出许多国家在金融监管法制领域的重大缺陷，由于金融立法的缺失、政府监管的缺位以及市场主体规范的不力，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金融法律秩序严重失范。经过这场危机的洗刷，往日隐藏在金融市场中的各种道德不良和法制不彰等现象，终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并努力从立法层面加大金融法治建设的力度。从我国来说，这场危机已深刻考验着现行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的金融法律体系，并为今后完善金融法治提供了契机。

　　但如果从较为宏大的制度视域观察，危机中暴露出的法治理念的缺失与法律工具主义的倾向，或许构成更为关联整个市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论题。等到潮水彻底退却的那一天，我们将会检讨为应对危机而带来的法治损耗。

　　首先必须肯定，在危机袭来的关键时刻，中国法律运作机制作出了及时的能动性调整，无论是立法的应急性反应还是政府的执法变更，及至司法系统的统一应对，都在很大程度上为经济的稳定作出了制度性贡献。以现代国家机构分支中最保守的司法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底就出台《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以统领危机时期的全国司法政策。今年4月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更是“动作”频出，相继在知识产权、合同法、执行工作、涉农民事案件、行政审判、劳动争议纠纷以及房地产纠纷等领域出台了7个指导性文件，凸显出强烈的能动司法趋势，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然而在一年来的积极应对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些措施不按法理出牌，甚至将法治当做制约经济复苏的障碍，情急之下丢弃了规则意识。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就曾自掏腰包(实际上仍是纳税人的钱)购买轿车和金条，替商家促销抽奖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有的地方政府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就曾建议放缓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有的地方曾有政协委员建议在金融风暴时期，暂停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理由是“饭碗比福利更重要”。在我们正在为失衡的市场经济寻找法治基准的时候，在我们正在为片面的效率优先寻找公平正义的时候，一场危机让很多人放弃了对法治的坚守，其背后折射出强烈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

　　更值得警惕的是，应对危机的短见，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捍卫法治的远见。有专家认为，要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拘泥于现有的法条或者法律法规，而只能按照法治的原则、精神和正当程序，灵活地应对”。这种表面上看重法治精神而实际上漠视乃至抵制明确性规则的观点，带有极大的迷惑性。历史证明，危机时期抽象的政治口号极易打乱法治自洽的逻辑体系，官员们为了心中更为顾虑的“大局”，往往对法律作出眼前应急性的解释。依据上述观点，执法者只要是高举应对危机的“正当性”大旗，就可拿出自己所理解的法治精神来对抗显性的法律规定，法律的执行势必成为顺应一时需要的“捏橡皮”，无刚而式微。由此观之，金融危机下的确隐含着法治危机。

　　当然，俗话说危机就是“危中有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暗含着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对于中国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而言，危机或许孕育着迈上法治化市场经济的重大契机。毕竟，当潮水退却，裸泳的“法治”终究会指示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