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2年奋战后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旗军徽

　　新华网北京9月21日电题：1949旧闻新解：22年浴血奋战后，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旗军徽

　　新华社记者黎云、张汨汨

　　（1949年旧闻：新华社北平13日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今天正式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这是值得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工作员和全国人民庆幸和重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它的军旗和军徽的颁布，正是它的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人民解放大业今天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的胜利。）

　　亲历者说：

　　“从1927年打响第一枪，到1948年大战在即，我军一直没有制作统一的军旗军徽。”85岁的赵光琛老人曾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全程参与和见证了军旗与军徽的设计制作。

　　秋收起义时，中国工农红军曾以红色为底，以镰刀斧头和一颗白色的五角星为基本图案，制作了第一面军旗。

　　然而，由于被敌人分割，中央红军和各苏区红军的军旗样式并不完全统一。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都用“国民革命军”的军旗。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没有自己的军旗和军徽。

　　“各个野战军自己做了一些，样式不统一。”赵光琛说，在他的印象里，有的部队用的是镰刀斧头旗，有的在红旗上绣一个五角星，还有的干脆用苏联红军的军旗。军徽也是这样，百万部队没有统一的军徽。

　　随着全面胜利的渐渐临近，解放军正规化的步伐渐渐加快，统一军旗、军徽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1948年春，军委作战部电令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征集对设计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要求各单位将设计的图样，报送中央。一个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活动，在全军展开。

　　“周恩来同志是第一个提出来要统一军旗军徽的人，整个设计也是由他亲自抓的。”赵光琛回忆，军旗军徽的征集、设计和遴选工作由军委作战部二科科长江右书负责，赵光琛等10名同志参与了这一工作。

　　各野战军对征集军旗军徽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从各部队上交汇总起来的样旗样徽，一下子装满了好几大箱子，堆在作战部的办公室里。

　　收集上来的众多样本虽然各有不同，但都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特色：红色成为所有样本一致选用的色彩，五角星也成为基本图案。经过将近一年的收集汇总，作战部将厚厚的一本样本送呈给毛泽东等领导同志。

　　“结果送来的样本一个都没有被选中。”赵光琛回忆。虽然在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上，已经定下了设计元素的三条原则——旗面为红色，要有五角星，要有“八一”字样，但要拿出一个组合摆放都尽善尽美的方案，仍让人煞费苦心。

　　“一本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出版的杂志给我们带来了灵感。”赵光琛说，为纪念建军21周年，鲁中军区政治部在这本特刊的封面上，制作了一个带有五星的红旗，在红旗上还有“八一”的字样。

　　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专门告诉二科的同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可以按这个思路来设计军旗和军徽。

　　赵光琛回忆，按照这个思路，作战部提交了3个关于军旗军徽的方案，一个是“八一”在五星里面，像现在的军徽一样；一个是“八一”下方做5条水线，代表中国的5条河流；第三个是“八一”在五星旁边。

　　“当时我们征求了聂荣臻、薄一波、李先念、蔡畅、邓颖超等时任中央委员的意见。中央委员都比较倾向于第三个方案。

　　军徽则使用了“"八一"在五星里面”的方案。“周恩来还特别提出，军徽不要电镀，电镀了反光，作战很容易暴露目标。五角星不能用铁丝扎在帽子上，容易扎伤战士的头。”赵光琛回忆。

　　1949年4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派人把等候在旁边房间里的赵光琛摇醒了。“让我把改好的军徽拿到他的房间里去。”赵光琛说。

　　赵光琛匆匆忙忙地把军徽拿了过去，却忘记把军徽缝在帽子上。“周副主席一看就说，怎么没缝上啊？”赵光琛一听，急着要去找针线，“他又和蔼地说，不用了，那你就放帽檐上看看吧。”

　　赵光琛把军徽端端正正地摆放在自己的帽檐上，站远一点让周恩来看。

　　“周副主席左右端详之后点点头说，可以了。”赵光琛回忆。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上，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消息。

　　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人民解放军终于有了自己的统一的旗帜、军徽。这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