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社科院法学专家常纪文公布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向国内外公开征求完善意见。社会上有保护动物权利的呼声，也有舆论对推动立法给予了肯定。

　　对动物权利加以适当保护，可以说是历史大势，是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动物具有一定智力与认知能力，也有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这些“动物性”应受到人类尊重。人类可以也应该“推己及人”，把社会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推展到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善待动物。立法保护动物，就是明确动物应享的权利，并通过国家强制予以落实。

　　立法保护动物权利，肇始于欧洲，但切实的动物保护是相当晚近的事。1822年，爱尔兰通过《禁止虐待家畜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才全面立法保护动物权利，对动物“住行食死”有了底线约束。而早期动物保护立法，主要是禁止虐待动物，而且很难想像得到了切实执行。

　　动物被赋予权利，有其必备的历史条件：首先是中产阶级兴起，一些动物由役畜变为宠物，人与动物的情感联系加强了；其次是物质技术条件的发展，使人权有了一定保障，然后始能惠及动物；第三是保护动物权利的社会共识，没有保护动物权利的社会共识，法律就不会得到普遍遵守。不具备这些经济社会条件，即使进行立法，最终也是纸上谈兵。

　　选择一个国际场合公布立法建议稿，体现了法律专家的“国际视野”，但有国际视野的法律专家可能忘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8亿农民，而农民与动物关系复杂，其中既有人对动物的悲悯，也有人对动物的工具性、物质性利用。在城市，人的权利意识刚刚觉醒，人的动物权利意识自然还很淡漠。

　　保护动物权利，需要价值观念、法律制度作为前提，但真正的基础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对动物权利与福利的保护，是在人权得到保障、福利国家成为现实之后，人的权利和福利向动物世界的自然“溢出”。中国刚刚解决人的温饱，人的就业、居住、卫生、出行乃至丧葬问题成堆，要同时承认和保护动物权利与福利，确实不切实际。

　　所谓法律，并非人的发明创造，它应该早就存在于社会风俗、习惯、道义中，立法只是对法律的“发现”。如果城乡居民爱那些动物，在迫不得已时必须按照习惯处置那些动物，而法律专家弄出一部法律禁止那样做，那么很多国人就会一夜之间变成法律上的罪人。这样的立法，显然就不是对法律的发现，而是一种专家专断意志，是对西方制度的生搬硬套。

　　这不是说，中国不应当立法保护动物，而是说，中国城乡之间、职业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都不宜出台法典式动物保护法，对人们要求过多过猛。可以针对动物实验、工业屠宰、动物园及演艺业等，先行出台行业性动物保护规范，有条件的可以专门立法。城市可以完善养犬法，可以将养犬法规拓展为保护宠物的法规。但所有的这些法律都一定要有可操作性。（杨于泽）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