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二审宣判，作出了(2009)川刑终字第690号刑事判决：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历时9个月的孙伟铭案终于尘埃落定，而对于其父孙林而言，苦难才刚刚开始

　　本刊记者/李邑兰

　　离二审结束还有半个多小时，孙林躺在病床上，竟然睡着了，鼾声如雷。

　　“许多群众将我看成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的人，我非常痛苦，我自认为还是一个良好的公民。”在四川省高院的庭审现场，成都“别克醉驾案”肇事者孙伟铭这样陈述。

　　“非常听话，非常孝顺”，直到现在，提起儿子孙伟铭，孙林还是会竖起大拇指，“所以我拼了老命也要帮他。”为此，他四处筹钱、卖房。

　　“父亲就该做父亲该做的事，而儿子的事，就交给法律去解决。”9月5日晚，央视《新闻周刊》，主持人白岩松称赞了身为父亲的孙林对儿子的付出，“父爱如"林"”。

　　孙林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眼眶已经泛红。“好热！”他一遍遍示意家人将病房内的温度调低点，再调低点。

　　但，空调遥控器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室内温度已经是20℃了。

　　深渊

　　儿子孙伟铭出事那天的情景，至今仍被媒体反复提起：

　　2008年12月14日下午5点左右，孙伟铭驾驶一辆黑色别克轿车，从成龙路往成都郊外的龙泉驿方向行驶，在卓锦城路段蓝谷地附近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造成载有5人、自重1.3吨的长安奔奔车内4人死亡，1人重伤。

　　经公安交通部门鉴定，孙伟铭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大大超过行驶路段60km／h的限速；孙伟铭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135.8mg／100ml，超过了标准值80mg，属于醉酒驾驶。

　　关于事发当日的记忆，孙林恨不得能永远从脑子里剜掉。

　　“那天是他姑爷爷80岁寿宴，祝了生之后，波儿坚持要送我们去火车站赶火车回重庆，我第二天还要上班。”私下里，孙林更愿意称呼孙伟铭的小名“波波”。

　　酒席摆了二十来桌，从中午吃到下午3点，很多亲戚都是平时很少见面，“酒席上，晚辈肯定要敬长辈。”孙林记得那天儿子喝了大概七八两白酒，当时并没有显出醉态，“散席后，他还打了一阵儿牌。”

　　下午4点多，事发前一个小时，孙伟铭驾车，从成都东边的万年场，送父母去城市北边的火车站乘车。按照孙伟铭母亲李大琼的说法，孙家一直都没有喝酒的习惯，“儿子在家里都不喝酒，过年我们一家最多就买两瓶葡萄酒。”所以，当天李大琼只是叮嘱了儿子一句“慢点开”，根本没往醉酒驾车上想。

　　儿子孙伟铭2008年5月28日新买的黑色别克轿车，孙林只坐过两次。

　　“我想在亲友面前抖擞一下，开车送父母走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孙伟铭事后对交警回忆。

　　悲剧是在送父母离去后发生的。

　　夜里12点左右，交警拨通了已回到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家中的孙林的电话。“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儿子出了车祸，来一趟，拿点钱过来。”孙林当时以为就是出了一点小车祸，罚罚款就了事。次日，孙林向单位请完假，从银行取了5000块钱，就径直前往重庆龙头寺火车北站。

　　“中午那趟火车没坐上，就一直等到晚上五点多才上了车。”令孙林始料未及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从那一刻起，“迅速滑向了深渊”。

　　 下跪

　　一张报纸让蒙在鼓里的孙林知道了真相。

　　“旁边有人在看报纸，我要来一看，说轧死4个，伤1个，我一下就吓瘫了。” 到成都火车北站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

　　孙林当晚可以直接去儿子的房子那里住，但他没有这么做，“一直在火车站附近的街上东逛西逛，逛了一晚上。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下，坐了一晚上，眼睛都没合一下。”

　　按照与交警事先的约定，孙林应该于2008年12月16日早上8点半赶到成都交警三分局。直到9点半，交警打电话给孙林的女儿孙小媚时，只知道孙林已经到了成都，却一直联系不上。

　　实际上，孙林早就已经到了，只是，谁也不认识他。

　　“门口聚了很多人，我一直不敢进去，上厕所都不晓得上了好多趟。”孙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一直捱到11点多钟。

　　“我是来处理我儿子车祸事情的。”刚跨进交警三分局事故处理办公室的门口，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就冲过来，吼了一句，“你装甚，这么晚才来！”随即，给了孙林左脸重重的一记耳光。

　　“我对不起你们，我儿子对不起你们。”孙林双腿一曲，向情绪失控的受害者家属跪了下去，“你打我，只要能解你的心头恨，我愿意让你好好打一顿都可以，我没有半点怨言。”

　　失去双亲的张志宇，至今仍无法原谅孙伟铭给他的家庭带来的伤痛。“如果他的生命是悲剧，那么我的呢？如果不给他判个死缓或者无期，我的父母将永远无法安息。”张志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让张志宇耿耿于怀的还有，“出事至今，孙家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一句慰问都没有。”

　　死刑

　　2009年7月23日的死刑宣判，对孙林一家的打击是“摧毁性的”。

　　“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的一审判决结果，把孙伟铭“别克醉驾案”推向了高潮。

　　这是中国首例因醉酒驾驶被判死刑的案子。

　　此前，杭州“胡斌飙车案”“保时捷醉驾案”、南京闹市区“五四死伤”案等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国内对酒后驾驶的惩戒日渐趋紧。

　　8月14日，公安部重拳出击，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要求交警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坚持“零容忍”。

　　宣判当日。孙林没敢踏进庭审现场的大门，是老婆李大琼和女儿孙小媚进去的。

　　“那天太过紧张了，再加上有些感冒，头就昏了，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大家都劝我不要进去了。”法院斜对面是一个停车场，孙林就在那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侄子第一个跑出来报信，就说了一句：判了个最重的。

　　孙林立即瘫坐在地上，什么都明白了。

　　“她们出来，眼睛都哭肿了。”孙林说道，“那两三天，我们一家人都没有睡觉，眼泪都流干了。话也没有，没什么可说了。”

　　李大琼始终念念不忘孙伟铭离开法庭时的样子，“儿子看到我了，喊了声，爸爸妈妈，保重身体。”

　　一审判决结束，孙伟铭不服，当庭要求上诉。7月28日，孙伟铭的辩护律师代其将上诉书交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代转交到省高院。

　　“他不服，那我父母的命呢？谁来偿？”与张志宇一样父母双亡的金宇航，语气很是激烈。

　　 奋斗

　　在孙林和老婆李大琼心里，儿子孙伟铭是个“可以打七八十分的好儿子”。

　　孙伟铭不仅每周会定时给家里打电话，逢年过节也一定记得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买礼物。

　　去年1月，单位组织去九寨沟旅游，孙伟铭特意带上母亲李大琼去九寨沟玩了一周。“照了很多照片”，李大琼拿出几张给记者看。照片里的孙伟铭和母亲手挽手，笑容很灿烂。

　　而孙伟铭个人的奋斗史，听来就是一则励志故事。

　　1998年，高中毕业的孙伟铭只身来到成都，一边打工，一边读自考，决心闯出一番天地。第一个月工资拿了800元。三个月后，工资就涨成了1200元。事发前，他是成都市一家中型信息公司的销售高管，每月工资6800元，加上销售提成等，一个月拿上万的收入并不是难事。在周围朋友眼里，他是前途无量的白领。

　　2005年，孙伟铭在成都市芳草街的中档社区瑞升花园买下了一套80来平米的二手房。用自己攒下的存款加上家里补贴的钱，首付了17万，每月按揭一千多元。“房子没钱装修，家里只有一些简易家具，一张床，一个柜子，饭桌、茶几，铁架沙发。”孙林告诉记者。

　　让全家陷入黑暗的别克车，是孙伟铭2008年5月28日买的。“儿子说工作需要，他把这几年的存款都投在了这上面(买车)，还向朋友借了3万。”孙林说。而在司机游川艺2008年7月离开前，这辆别克车都是由游川艺驾驶的，孙伟铭没事就会跟着游师傅学学开车，很快就学会了。“他太忙了，才老没时间去考驾照。”李大琼说。

　　孙伟铭性格开朗，喜欢广交朋友。出事以后，他积累的朋友资源开始发挥作用，大家纷纷想办法为他筹集资金，孙林告诉记者，“儿子的一个朋友，还坚持要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取下来，捐给我们。”

　　“我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电话，都是他朋友打来问候的。”孙林现在使用的手机号码就是儿子的，孙伟铭曾委托律师捎话给孙林，“千万不能停掉这个号，我怕很多朋友找不到我。”

　　一场车祸，让重伤者代玉秀重型颅脑外伤，全身多处骨折，而刚告别校园不久的张志宇和金宇航，则在瞬间双双失去父母。

　　媒体最初的报道，受害者家属的悲愤和伤痛，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在公众印象中，孙伟铭成了一个飞扬跋扈、不负责任的“马路杀手”，以至一审开庭时，审判长宣布死刑判决时，现场还有人发出了欢呼声。

　　就在大家齐声要求严惩孙伟铭时，曾接受过孙伟铭资助的范小琼，却在四处求助媒体，试图反映“孙伟铭的人品并没有报道的那么坏”。从2006年开始，孙伟铭曾帮过原本素不相识的范小琼的孩子林芳，每月资助100元的生活费。

　　“对社会有好感，他才会这样做。”孙林怎么也不相信儿子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平时就喝滥酒，没有正经的人，我今天一定不会这么拼命。”

　　孙林下决心要拯救儿子。

　　 “救命稻草”

　　一纸《谅解书》，成了让儿子孙伟铭“起死复生”的救命稻草。

　　2009年8月4日，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找到了孙林。“四家人商量下赔偿问题，只要款项到位，可以签个《谅解书》”，韩常进说。

　　在三个受害家庭中，韩常进与孙林见面的次数最多，“前前后后见了不下15次。”尤其是一审宣判后，在成都市锦江区法院组织的两次民事调解期间，每天都会见上两三面。

　　正是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韩常进的态度从最初的激烈，慢慢缓冲，变得平和，“毕竟是一条人命，我相信孙伟铭不是故意的，他还年轻，还是个努力上进的青年。”韩常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自己周围的朋友，也和他持相同的态度。

　　最初商议的赔偿款是180万。“这是我怎么憋也憋不出来的数目。”孙林央求韩常进，“韩师傅啊，你知道向别人借钱有多难，何况我这个钱很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借无还的。”

　　赔偿款从180万降到了130万，协商了四个小时，最终确定的赔偿款是100万。

　　孙林承诺三个星期将钱凑齐。“虽然是答应了，但这是天价，我只能说能凑多少是多少，到期凑不齐，他们要是不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了。”

　　此后20天，孙林踏上了艰难的筹钱之路。

　　把瑞升花园的房子卖了，可以拿到37万房款。肇事的别克轿车，可以获得10万元的交强险赔偿。

　　剩下的50多万怎么办？

　　把自家房子抵押出去吧。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附近的一套100来平米的房子，是孙林和老婆李大琼、女儿女婿生活的地方。2000年，孙林一家告别了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日子，用半生的积蓄买下了这套房子。

　　2005年，孙伟铭买房，孙林又赞助了一部分钱。儿子出事前，家里剩下的存款，只有两万元。

　　房子抵押五年，换来25万元抵押款。

　　五年以后怎么办？

　　“现在只有慢慢磨时间，往后撵，把眼前的事情先弄清楚。”孙林苦笑。

　　剩下的钱，只能硬着头皮去借了。

　　最让孙林难过的，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的拒绝。“生死关头的事情了，听到我来了，还躲都躲不赢，或者干脆说自己没钱。”

　　“心情紧张，在外面跑的时候，水都没顾上喝几口。中午跑出去，吃饭也是一顿，不吃也是一顿，都不知道饿。”孙林说。

　　筹钱的这段日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且关心起孙林来。成都一家家私店的18名员工，甚至集体写了“请愿书”，请求法院“刀下留人”。

　　现在走在大街上，谁都认得他了。“路人都会嘀咕一句，这就是孙伟铭的爸爸。”李大琼告诉记者。

　　“不认识的人，会告诉我们，你跟着我来，我组织了一帮人捐款，你会有办法的。”孙林没去，他认为这同在大街上要钱没有两样。

　　8月17日，成都市锦江区法院召集当事双方进行第二次民事调解。当初承诺的100万赔偿，仍差11.7万元。张志宇和金宇航坚决不让步，而韩常进的态度则缓和许多。“最多把这笔钱打到我头上，他最后把这笔钱赔给我就是了，你们的钱照拿。”韩常进一心想促成《谅解书》的达成。

　　“作为父亲，孙林已经做到底了。”身为人父的韩常进，称能体谅做父亲的苦处，“难道要把他憋死不成？”

　　孙林两眼一红，紧紧握住了韩常进的手，“谢谢你，韩师傅！你救了我和儿子两条命！”

　　8月27日，孙林和受害者家属三家人，在润方律师事务所正式签订了《谅解书》。

　　《谅解书》中提到，“作为死者家属，我们对孙伟铭予以谅解，请求贵院对孙伟铭量刑时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苦情戏”

　　孙林病倒了。

　　“这场广受媒体关注的案子，由于孙伟铭的老父，越来越有走向"苦情戏"的趋势。”有报纸这样写道，“而在二审前孙林的癌症确诊，把悲情掀向了高潮。”

　　在孙林的回忆里，对“病来如山倒”有着切肤的体会：

　　半个多月前，我突然觉得解小便很痛。

　　起初以为是因为成天都在外面，路走多了，加上天热的原因，买点清热药吃应该就好了。

　　没有一点效果，痛一天比一天严重。

　　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检查。医生说膀胱长了瘤子，要赶紧住院做手术。还没有等到最后的检验结果出来，律师就打电话过来，说要去房管所、公证处办儿子房子的过户手续。办了一天也没有办下来。

　　连续跑了两天，就起不来了。

　　医院照的片子出来了。膀胱里长了2.3×0.8厘米大的一个长条状的肿瘤。“再晚两天，恐怕命都没有了。”孙林的主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林已经是晚期膀胱透明细胞腺癌，“能活五年的，只有36%。”

　　孙林不准家人告诉儿子孙伟铭自己的病情。“说了能起什么作用？只能干着急。”

　　9月6日，韩常进接到了孙林打来的电话。“给我说说他的病情，再问候了几句。”韩常进知道，孙林一直对他满怀感激。此前，韩常进还委托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给孙林捎来了600元钱，让他好好治病。

　　孙伟铭曾给张志宇、金宇航两家写了两封道歉信，信中写道，“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若是还逼迫父母举家借债，同我一起受难，其行为无异吸食他们骨髓，畜生不如，天理难容！”

　　然而，他流露的对父母的愧疚反而激怒了受害者的家属：“那我们的伤害呢？”

　　“感情的归感情，理智的归理智。”张志宇告诉记者，他当然希望孙林能早日康复，但是孙伟铭犯下的错，“一定要严惩。”

　　9月8日的二审宣判，让张志宇“等来了公正的结果”。审判长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公平，法院判得太重了！”重庆协和医院，依然躺在病床上的孙林，获悉儿子的判决结果后，情绪一度失控，他赶走了所有的记者，“别人帮忙都是越判越轻，我们却是这么重！”并坚称再也不会接受任何采访。

　　孙伟铭案已经尘埃落定，而对于孙林一家而言，“苦难才刚刚开始。”事后，母亲李大琼哭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