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解读,粮票的退隐当是新中国60年最大的进步。它意味着政府终于不再对公民的口粮设限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由此进入流通领域。粮票为供给制制下的主要票证之一,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自此,城镇居民必须定期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本)到指定国有粮店领取定额粮票。每个月初,主妇们便携带着印有“革命圣地”、“工农兵战士”、“毛主席语录”的粮票到粮店排队,凭票购买当月的定量粮。
在粮票流通的那个饥馑年代,这薄薄的纸券是贵重的礼物。结婚,送5斤粮票;到医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这会获得对方由衷的感激。而到朋友家做客,也都要带着粮票,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
粮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其天然的紧缺让它具备“硬通货”的职能:“文革”期间,有一对年轻人到西安旅行结婚,住在一家小招待所里。深更半夜,新娘解手后进错了房间,被另一男子给悲情了。事情解蔽后,男子给了新娘20斤粮票就了事啦。
粮票的另一重要副作用,是抑制了公民在国土上的流动。老人们说,即使有公差,也必须托人到各个粮站兑全国粮票出来,否则,出差在外,有钱也吃不上饭。
市场经济推行了15年后,粮票终于在1993年从中国社会退隐。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结果,真就挺过来了。
(杨继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