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60年回顾：我在莫斯科见证中苏关系变化

　　新华网专稿：还记得，有位中国学者准确而又形象地描绘过中苏两国的关系。他写道："中苏关系跌宕起伏，迂回曲折，扑朔迷离，动人心弦。""既有情意融融的春天，也有凉风飒飒的秋天，更有白雪皑皑的冬日……"我曾有幸两次常驻莫斯科做记者，亲身感受到了中苏关系的复杂变化。

　　柯西金感叹："你们的文章真厉害啊！"

　　1961年10月初，我首次被派到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工作，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当时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全力以赴，负责报道。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一边用很大的篇幅攻击斯大林；一边把苏共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分歧公之于众，实际上在指桑骂槐，影射中国共产党。对此我党不能不有所反应。鉴于苏共尚未直接点我方的名，因此代表团在与国内磋商后决定了三项措施：一是周恩来在大会上致辞时加上了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话；二是代表团向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献了两个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显示我党不赞同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立场；三是团长周恩来提前回国，由副团长彭真率团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对于这三项措施，我们都如实进行报道，让国际舆论明确无误地看到了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1963年两国关系激化时，还发生过莫斯科大学学生砸使馆展览橱窗的事件。那天下午，一个青年人突然用石块将使馆陈列图片的橱窗玻璃砸碎。使馆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文化处的刘广志同志眼明手快，见到警察手中拿着的证件，一把便夺了过来。这是一张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证。大使馆掌握了这个学生证，便着手与苏联外交部进行交涉。分社首席记者谢文清立即赶写消息。此时莫斯科天已昏黑，手头没有摄影用的闪光灯，老谢灵机一动，将分社的"伏尔加"小汽车开到橱窗前，打开汽车的头灯，拍摄下被砸坏的橱窗照片发回编辑部，国内许多家报纸采用了这张照片。

　　接着，我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就两党关系举行会谈，结果以失败告终。此后，双方的大辩论越演越烈。当时我们在莫斯科切身感受到：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俄语向苏联地区播出的文章，在苏联官方和民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旗"更是在苏联老百姓中引起了共鸣。值得一提的是，我驻苏大使潘自力在一次出席招待会返馆后向我们记者透露，苏联总理柯西金对他感叹地说："你们的文章真厉害啊！"

　　戈尔巴乔夫：书面采访"埋下两个钉子"

　　1986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第二年，我被派到莫斯科分社任首席记者，离开北京就任前，就有同行鼓励我采访苏联最高领导人。考虑到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提出类似要求的时机似乎尚未成熟，因此一直未敢贸然行事。

　　机会终于来了。1987年11月8日，我接到新华社《瞭望》周刊编辑部来电，要我以《瞭望》特约记者身份书面采访戈尔巴乔夫。我连夜起草了一份正式申请函，第二天亲手交给了苏联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新闻司对此十分重视，答应立即向上级报告，要我静候佳音。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申请犹如石沉大海。考虑到年关将至，戈尔巴乔夫很快要去美国访问，我对这次采访已失去信心。12月28日晚，我突然接到外交部新闻司打来的电话，通知我戈尔巴乔夫的答《瞭望》记者问已经写就，要我第二天上午10时到老广场苏共中央大楼去取。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这份书面材料中，戈尔巴乔夫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但是他却在文中"埋下了两个钉子"：一个是不能同意中国把苏联和美国称为"超级大国"；另一个是建议苏中两国领导举行最高级会晤。果然，新华社在播发详细摘要时回避了这两个敏感问题。塔斯社常驻中国首席记者阿尔斯拉诺夫在其发往莫斯科的内参稿中全文转发了新华社的详细摘要，并且在结尾处加了一段话：该摘要删去了一系列重要论点，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对"超级大国"理论的看法，以及有关苏中最高级会晤的建议。戈尔巴乔夫答《瞭望》记者问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20年过去了。从历史长河看，两国关系中的风风雨雨只是短暂的瞬间，而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更是沧海之一粟。但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以此作为对中俄建交60周年的纪念。（本网前驻莫斯科记者唐修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