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5日讯 （秦海波　李雨思） 在力挺中国500强利润超过美国500强以后，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再次因内外大举扩张引起关注。

　　在今年大江南北兴起的“地王”潮中，央企被指为“带头大哥”。

　　从“脱困”到“脱缰”

　　变化何其之大。199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6599户，亏损面为39％，全国所有国企一年的总利润只有213亿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国企要三年脱困。一场拯救运动随之展开。

　　10年后，特别是在2003年国资委设立以后，国企的发展如鹞子大翻身。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增长到14.92万亿元，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达44户。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自豪地说：时至今日，央企月利润即可实现近1000亿元。

　　由此看，国企改革是成功的，国企做大做强了。而在某些观点看来，其发展之势甚至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质疑也随之而来，垄断首当其冲。

　　“总是有一股势力，国企穷的时候骂人，说我们把国企搞亏了，现在国企赢利了，他们也骂，说这是垄断。” 李荣融认为，对于国企改革，国际上的评价比国内高，是相对公正的。

　　国资委中央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曾表示，央企能形成现在这么好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竞争。实际上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80%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可以说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垄断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的解读是，正是国有企业持续而不停止的成长及发展，才使人们对这个改革开放的成果感到意外。“改革开放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不仅没有弱化国有企业的作用，而且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的作用及影响力”。

　　文宗瑜同时分析说，央企这几年的井喷，恰逢了一个特殊时期。过去四五年我国土地和资源价格出现了五倍和十倍的翻升，资产资本化也放大了国资数额。

　　“国家脊梁”的困惑

　　国有企业被称之为“国家的脊梁”，这由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有企业的功劳绝难忽略。

　　建国初国有企业的全面建立，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包围及超级大国设置的“铁幕”中，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构建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中国现代工业体系框架。并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及中国产业竞争力提高，创造了前提条件。

　　经过改革，卸掉包袱的国企赶上了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移动、中国远洋、中国船舶、神华集团、宝钢集团等中央企业，已经成长为世界知名企业，在行业内引人侧目。中国移动的品牌价值在全球名列第5，宝钢入选了2009年度“全球最受尊敬企业”。

　　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利益等领域，以及非国有企业不愿做、做不到的领域，国有企业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方向。“神舟”系列载人航天和“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工程，成为我国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典范。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奥运场馆建设等重大工程中，央企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障我国通讯安全、赢得国际话语权，中国移动顶住盈利压力，一如既往发展TD-SCDMA。

　　一位媒体分析人士称，而反观国内民营资本，其实也是“鱼龙混杂”。有多少是“打着民营资本旗号”冲杀在中国国内市场，而背后闪现着普通民众其实不知有多少的、曲曲折折的、拐弯抹角的外国资本甚至金融大鳄的身影呢？

　　区别于中石油等政策性垄断央企，一些适应市场化要求，经过改组改制，在企业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国企”也倍感委屈。一位不愿具名的央企老总表示，同样是企业，同样是做市场，但“新国企”在激烈竞争中凭借管理、自主创新赢得市场领先地位，甚至取得垄断地位，但却总得不到承认。

　　仅仅是垄断造成的？

　　一提国企特别是央企，普通民众的第一反应总是垄断。但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垄断造成的吗？恰恰相反，国企的成功正是积极改革、突出主业、管理创新、技术进步、市场竞争打拼出来的。“国企改革攻坚战前垄断色彩更浓，那个时候为什么搞不好？说垄断实在是牵强附会！”业内人士如是表示。

　　国资委成立后推进央企改革发展的第一步，就是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尽量减少央企的垄断色彩。目前央企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从2002年的30%提高到70%。2003年以来共有54家中央企业首次在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筹集资金7143亿元。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业控股境内上市公司244家，境外上市公司81家（含A+H股27家）。股份制改革和境内外上市，推进了中央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在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央企们坚持强化企业管理，积极推进企业的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推进自主创新，通过整合内外部科技资源，积极探索符合企业发展规律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机制，努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力争取得更多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强化激励约束，把薪酬与业绩紧密挂钩，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降，形成了“重业绩、讲回报、强激励、硬约束”的机制。公开选聘人才，这几年中央企业拿出125个高级管理职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2008年首次公开招聘了两名中央直管企业的正职。通过公开招聘，吸纳了一批素质比较高、具有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说，正是因为大胆改革并积极投身市场竞争大潮，国有企业近年来才取得了突飞猛进地发展。

　　对于我国探索走出的这条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发生的显著变化，国际上比较关注，也比较认可。比尔?盖茨、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世行行长佐利克、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米特、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等，都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有很大兴趣。他们都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改革重组及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

　　国企改革将向哪里去？垄断要不要被打破？国企还要不要做大做强？

　　“今天评的500强，实际上还是500大。大而不强，迟早要垮，而且垮的影响也许会更大。”李荣融最近给中国500强中的央企泼了一盆冷水，实质上也指引了方向。调整产业结构、培养产品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等核心竞争力，将是央企的重点。

　　这次由美国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关键在于没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美国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一旦度过这次难关，寻找到更好的发展模式，将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日本的丰田、松下等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并不悲观，也都制订了改革调整规划，及时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索尼也提出要进行“二次革命”，痛下决心，对集团全球运营架构和核心管理层进行变革。与这些优秀企业相比，目前我们企业的差距还较大。如果他们度过这次危机，我国企业未来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不能因为目前国企改革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必须进一步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尽快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李荣融指出，应对危机不能消极，“过冬”不是“熬冬”，要把“过冬”变为更积极的“冬训”。央企们要“挺直脊梁向前走，调整优化上水平”，从发展战略到管理构架、管理流程、资源配置等方面都要进行调整优化，在公司治理、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职工素质等方面都要有新的提升。

　　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不是为了和国内企业竞争，而是为了和国内的、国际的跨国企业竞争，这是许多专家对中国经济网记者一再强调的。而我国多个行业曾被外资挤压控制，成为最鲜明的论据。“中国移动在中国很大，但是我一直说，你们了解一下王建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他是想做中国的老大，还是想做世界的竞争者？所以我认为思路开阔一点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头脑发热到哪个好我们就折腾它。”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在谈到TD-SCDMA发展时如是说。

　　对于国有资产流失、高管高薪等问题，被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咨询部部长张春晓看作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问题，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手段的提高，各种问题都会逐步解决。而对于“国进民退”的说法，应从全国性和区域性角度看，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根本不存在谁进谁退。“金融危机过后，民营经济肯定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只盯住一个点，那样会把好的东西扼杀，一定要给予时间去探探索，去完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说，从长远看，国有资本仍要带动非国有资本发展，并为民营企业成长留出足够大的空间，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公共长远利益以外的领域或产业尽可能多的退出。

　　印证这一观点的是，9月23日，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称地方国资委要尽快明确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子企业的范围，加强对其合并分立、增减资本、改制、解散、清算或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的监管。并再次强调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同样没有矛盾。”李荣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