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那些战斗英雄们，现在已近耄耋之年，但时光的流逝丝毫不影响人们尊重和纪念属于那个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老红军扎根成都 新青年见证北京

　　两代人的共和国记忆

　　本报记者 徐秋颖 发自成都、北京

　　坐在躺椅上的冉鸿章，白发银丝。

　　老红军冉鸿章是个讲究的人。天凉的时候带个黑色的礼帽，衬衫、马甲、西裤、擦得明亮的皮鞋，冬天永远是西装革履，喜欢打红颜色的领带。“他看国家领导人打红颜色的领带，他也要打。”他的大孙女翻着照片说道。

　　“人要有个形象，一个人窝窝囊囊的不像话。”喜欢干净整洁的冉鸿章，年幼丧父丧母，在没当兵之前跟随二哥生活，“那时候穷，他衣服破了，我都会给他补好。”老人眼神很好，在距离电视机5米左右的地方仍能看清电视屏幕上新闻字幕，言语之中已是浓重的川音，并非生长于成都的他却在成都生活了半个世纪。他思维依然活跃，记忆力尤好，过去在他眼中，从来不会只是过去。

　　如今，步入老年的他们，一部分人已是社会某领域的权威，与享受“劫后辉煌”的人相比，更多的是普通的人，赵兰波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在赵兰波眼中，国家60年发展的微观表现是由生活水平体现的，住房面积由人均不足三平方米到人均50多平方米。从原来每天骑一辆二手的飞鸽自行车到现在的开一个小轿车上班。

　　“我从心里感到知足。”赵兰波语气平和。

　　激情燃烧的岁月

　　提起1949年之前的生活，冉鸿章可以说是戎马生涯，这一切始于1934年6月的一天。

　　那时，红三军来到贵州研河县的老寨村，在这里建立了统战区，不到19岁的冉鸿章和十几个同村的小伙子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隶属于红三军18团2营新兵第四连。冉鸿章有了一杆步枪和三发子弹。

　　“啥都不懂，都说红军好，也不懂啥叫共产党，就是想能有碗饭吃。”冉鸿章描述当兵前的日子就是每天务农，放牛，做挑夫，还要发愁国民党征收的公粮。“种的粮食都上交了，只能吃红苕和豆子”。

　　一年后，也就是1935年，冉鸿章入党，这时他已经是排长了，同样在这一年，长征途经贵州的一次战斗中，左脚负伤，差点脱离队伍。

　　“当时他们把我安排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我们的部队走的时候，我听战友说，要我们受伤的人留在这里，我不干。”倔强的冉鸿章拄着双拐就一直跟着队伍，团长还是发现了他，冉鸿章表明决心，“我要跟着部队走。”所幸团长答应了，还把自己的骡子让给他骑。

　　“当时我骑着骡子走了一会，团长的警卫员不高兴了，非要我下来。”冉鸿章说起来哈哈大笑，“团长问我会不会骑马，我说会，其实我不会，我都没骑过，后来就被马摔了下来，团长又找人帮我牵着马。”

　　过了金沙江，部队接下来还要过雪山和草地。

　　“终年不化的雪山啊，很多战友有的看起来睡着了，其实已经死了，冷得不得了，当时我身上披着件毛皮。”冉鸿章说着有点不好意思，实际上是打土豪地主时顺手捎出来的。

　　“过草地时走了一个礼拜，我有一块糟粑，分给指导员一半，这块糟粑我吃了一个星期，每次抠指甲那么大小的一点放在一碗水里，有点那个味就行了。”没吃的就吃草根，衣服破了打个结，顽强的毅力来自于对生的渴求。

　　“想法很简单，只要走出草地就活下来了，活着走出去，把蒋介石赶出去，解放全中国！”冉鸿章说起来声音铿锵有力。“我们会苦中作乐，我们唱革命歌曲，跳舞。”

　　历史接力棒转移

　　现在回忆起长征，冉鸿章觉得最清晰的事情就是没有吃的。冉鸿章家里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长征的行书卷轴，似乎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岁月，至少在他看来值得铭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抗日战场上，冉鸿章见识了坦克，他和他的战友们叫它“爬山机”，“没见过那个东西，我们都弄不动。”

　　“在山西打仗的时候，一个小钢炮落在我身边，打穿了右腿，当时没治好，现在右脚不能弯。”这导致冉鸿章不能穿拖鞋，“脚兜不住”，走路时这只脚不利索。

　　因受伤的原因，1939年冉鸿章被转移到了后方——延安，在那里，他进入了残疾军人学校学习，后来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财会。

　　1942年5月13日，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冉鸿章被分配到联防司令部当管理员，也是在这里他见到了毛泽东。

　　“毛主席穿得跟我们当兵的一个样，戴着顶烂帽子，一身灰色的军装。我是小兵，也就远远地看着，一般主席来这也是和贺龙谈事情。”

　　对于冉鸿章来说，1949年，他跟随着大部队18团解放大西南第一次进入成都，在这一年，他遇见了比他小15岁的妻子，还是在这一年，他成为贺龙的随从副官。

　　“那时可抖起来了，我管理着警卫连和后勤。结婚的时候贺龙还送了一床毛毯给我，还是宋庆龄从美国带回来的。”在冉鸿章眼里，贺龙是个很严格的人，做事情必须用心认真才可以。

　　跟随贺龙三年后，1952年，冉鸿章分配到了重庆西南军区测绘分局任副科长，主管行政工作，1953年，冉鸿章转业，分配到成都西南气象处，从此定居成都。

　　1982年，冉鸿章退休。时代的主力角色开始转换。历史的镜头开始关注新一代人的成长和变化。

　　“全面专政”的时代

　　60年前，赵兰波家住北京城前门，房子是租的一间没落地主家的，总共11平方米。

　　“有点现在宿舍的意思，上下铺，我和妻子孩子住上铺，老人住下铺。”赵兰波清晰地记得，这个房间最拥挤的时候是住五个人。

　　然而在北京，几世同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赵兰波在这间房子里一住就是30年。这期间，“人民”、“群众”、“工农兵”这些抽象的概念主宰着他们的生活。

　　1964年，赵兰波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作为全校学生的优秀代表参加了国庆大阅兵，“当时我站在天安门的中间位置，负责举着花，那花都是纸做的，对面升什么颜色的旗就举什么颜色的花。最终这些花形成一个个字。”

　　吃食堂、大炼钢铁、没有考试、批斗老师、带着红袖章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这一代人童年的集体记忆。

　　没有个人选择，只有国家分配；和前苏联关系的恶化，一切实行计划供给体制。有钱没钱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票”。

　　“那个时候，没有思想，或者说思想单一，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毛主席召唤什么，什么就是好的，正确的，大家以革命为荣，革命的意思也就是听毛主席的话。”

　　非黑即白也是一种思想，阶级仇恨代替个人恩怨，一股革命的热情，然而这个阶级仇恨谁也分不清楚。“他家有地，就是地主富农；曾做过生意，就是资本家。”

　　那是一个“全面专政”的时代，是父母和子女都不能讲真心话还要划清界限的时代。

　　大迁徙和大返城

　　紧接着1968年来临了，这一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谈不上自愿不自愿，没得选择。”赵兰波刚刚初中毕业，“自己心里还是有理想的，我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大队长和班长，是想继续读书的。”但是当时那个环境，理想不值一提。

　　这让在城市长大的赵兰波，从一点农活都不会变成了农业好手，1969年到1974年，五年时间他在距北京城82公里的河北高碑店和社员一起干农活、修铁路，也想着何时回家。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在后来的大返城中，1974年赵兰波被分配到了北京公交公司，成为一名售票员，他还记得当时自己跑得是309路，从前门发车到卢沟桥，每月工资34元钱。

　　一年后，赵兰波通过选拔开始了司机培训，历经一年的学习，1976年，他成为一名公交司机。

　　“当时的公交车是捷克进口的，车很笨很重，轮是没有助力的，司机开起来很费劲。当时公司的规模也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北京城当年也就是二环路以内，二环路之外就是北京的郊区。”

　　见证北京公交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这代人正值壮年，成为了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赵兰波家的房子换成了14平方米的两间小房，上世纪年80代末，单位分给了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生活逐渐好起来。

　　同时北京城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地下是地铁正在建设，地上建起了立交桥，二环路的老城墙正在拆除。

　　紧锣密鼓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了，更新的历史和命运要从现在开始。

　　“当时从各条线路抽调人员，组建了一支新的车队44路，咱们国家也有了自己造的公交车，丹东‘黄海’，性能和捷克进口车是没什么区别的。”

　　赵兰波从这时起，进入44路车队，从最初的公交司机到安全员再到安全队长，最后升值到车队最高级别行政大队长，相当于一个厂的厂长。34年的工作经历可以说见证了北京公交的发展历程。

　　“1986年，公交车改进成液压助力，有小卧车的感觉，但是司机的工作环境还是很恶劣的，引擎在司机旁边，夏天的温度能够达到70度。不过这车现在已经淘汰了，2000年前后，开始换新型车了，天燃气的空调车就有了。”

　　公交车费也由最初的五分到一毛、两毛、五毛再到一块。赵兰波感叹公交车的拥挤程度变化不大，当年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和自行车，司机慢慢往前开，猛然刹车，让在门口的人涌进来，然后再上一批人。路上的车是不堵的，但是公交车数量却是不多的。

　　在2000年的时候，赵兰波用自己奋斗的积蓄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彻底改变了居住环境。“现在30万可买不了了，北京房源紧张是一直都没变过的。”

　　2008年，人事制度改革，干部年轻化、科学化，赵兰波内退，“下岗了”。这一代的角色也从改革的实施者变为了承受者。

　　那个时代的信仰

　　下岗后的赵兰波买了辆车，八万块钱的起亚，开始在红木家具行业发挥余热，做红木销售。每天九点出门，开车上班，到店里闲时就看看报纸，喝喝茶，和人聊聊天。忙的时候，老伴也来帮忙。

　　“现在已经不是追求事业的年龄了，对幸福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快乐最重要，安度晚年吧。”将工作作为一种休闲，对于未来不去想太多。

　　耄耋之年的冉鸿章关心国内外大事，喜欢诗歌，将《我的心永远忠于党》背诵得极富感情。“这首诗打动了我，一个残疾军人写的。”

　　“学习一天也没中断过，我天天读报看新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冉鸿章认为这是党员必须要做的事情。

　　父亲在世时，冉鸿章读过私塾，《大学》、《中庸》和《诗经》都学习过，在12岁时父亲去世，家里负担不起学费，冉鸿章就此辍学。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冉鸿章向灾区捐款1万元，交特殊党费2000元。在冉鸿章意识中，这是本分之事，“党的宗旨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半心半意，现在人民遭灾了，我在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做多少是多少。”

　　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和平时期，他也在时代进程中并没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