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老人的红色记忆

　　在日中两国尚未建交的1965年，怀着对红色中国的向往，15岁的酒井诚只身来到中国留学，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往来中国上百次，对由“最高指示”转为依法治国，酒井老人的感触尤其深刻

　　酒井诚，著名日中友好人士。1965年，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15岁的酒井诚只身来到中国留学，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本报驻东京记者 张超

　　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原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酒井诚高兴地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深情地回忆起一个日本公民与新中国之间的故事。

　　第一次亲密接触

　　酒井回忆说，1965年4月他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去中国留学的申请，其间还经过了法务省，护照过了半年多才发下来，手续十分麻烦。现在日本人去中国15天可以免签证，真是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是他在接受采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60年代，中日间没有直航的飞机。酒井说，1965年11月底他在神户港上了一艘老旧货船，航行了2天2夜才到达上海港。在船上与日本大副聊天无意间就受了一次对中国的教育。大副说这艘船除了中国还跑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海关中属中国最清廉，从不卡要东西。酒井认为大副说的话是不带意识形态的朴素观点，更加觉得自己选择去中国没有选错。

　　那时的上海给十五岁的少年酒井第一印象是热闹、有活力、有大都市的感觉。酒井是老东京，他说“1964年东京奥运刚结束，可1965年的上海好像比东京还热闹。”

　　在上海呆了短暂的几天后，酒井踏上了去北京的特快。酒井说，虽然是特快但也用了一天一夜，而现在一半时间都不需要，真是今非昔比。那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火车要靠轮渡才能过江。

　　到北京时已是晚上8点左右，长安街已经黑黢黢的，红绿灯也已经停了，当时怎会想到几十年后长安街变得那么灯火通明。那时人们开玩笑称北京城最高建筑在景山公园，现在上百米的楼在北京早就不稀罕了。

　　酒井对当年在北京坐公交车的经历印象十分深刻。他说，乘公交车时中途上来一位老人，车内坐着的人几乎同时站起来争着给老人让座。酒井感觉来到了理想的国家。

　　火热的留学生活

　　酒井首先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酒井介绍，当时在语言学院学习的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像他这样补习汉语的外国人，为将来在中国上大学做准备，其中有来自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也有其他国家左派组织的；二是强化学习外语为去英法等国家学习做准备的中国人；第三类是准备援建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人员，这类学生由于都有一定的专业，年纪较大。那时一星期上6天课，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集体跑步。总共只有上百名学生，一个班的学生通常在十个人左右。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学习热情很高。老师责任心很强，非常负责，每天都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辅导。学生和老师也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酒井后来每次来北京都要去拜见当时的老师。

　　1966年7月在语言学院结业。现在，当知道酒井60年代就学习中文，不少人半开玩笑地感慨真有远见。酒井称，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充满了理想，现在回忆起来也无比美好。

　　投身友好促进活动

　　1968年酒井返回日本，第二年开始协助日中友协工作。那时日本国内还有较强的反华舆论，友协就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经历过侵华战争的一代人身上。

　　1972年9月，中日两国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提到了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

　　酒井说，随着1974年和1975年两国航空协定、贸易协定、海运协定、渔业协定相继生效，签订友好条约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三木内阁对签订友好条约表现消极，又拖了几年，当时酒井这些对华友好人士真是“气死了”。

　　1976年底，三木首相辞职，对缔约较为积极的福田赳夫接任首相。这时也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候。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国家逐步恢复稳定，缔约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1978年，两国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将联合声明以条约的形式通过立法固定下来，这为以后的中日关系定下了基调。

　　酒井一直致力于两国的人员交流，从中加深相互理解与认识。酒井说，2002年友协安排50名日本中学生访问南京，他们住在南京中学生的家中，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是行程之一。参观时，日本学生起初很害怕，有的还哭了出来，反而是一直陪同的中国学生拍着他们的肩膀说，这并不是你们的错，我们要好好地友好下去，这次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酒井说，对于历史问题不能回避，“要以适当的途径、易接受的方式让年轻人接触历史”。

　　关注中国发展

　　酒井在日中友协工作了近40年，往来中国“一二百次”，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巨变。

　　1978年10月，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酒井对邓小平参观新干线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酒井说，随后中国召开了三中全会，开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开始了邓小平访日时说的要“跑”着发展。

　　在社会主义中国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时，酒井说，作为一名外国人、但也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起初也很彷徨，一段时间内不是很理解，后来慢慢想通了。发展经济不能违反规律，商品经济是必走的一步。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看一看今非昔比的城市建设就显而易见。”酒井说这与中国的法治不断健全是密不可分的，由“最高指示”转为依法治国，酒井老人的感触尤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