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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策划-追寻现代中国-娃哈哈营养快线特约 > 庆祝建国60周年阅兵消息

执掌政权第一天——历史见证人的甲子记忆(图)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图为毛泽东在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题:执掌政权第一天--历史见证人的甲子记忆

  新华社记者贾永、王玉山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一个男婴在河北涞源县呱呱坠地--此刻,他的父亲王明玉正行走在开国大典的阅兵方阵中。

  得知儿子出生已是两天之后,王明玉立刻给孩子取名"王建国"。

  “父亲是第一次穿皮鞋,脚都磨出了血泡,参加完阅兵,索性把鞋子脱下来,挂在脖子上,光着脚回来了。”而今,家住杭州的王建国对记者说。

  在全国成千上万的“建国”中,这一年出生的"建国"达8240人。这个名字,在那一天、那一年后的中国,从此有着别样的意义。

  新生的生命与新生的共和国一起成长,今天共同迎来生命长河中的甲子年轮。

  开国大典

  北京无眠。

  作为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25岁的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忙活了一个晚上,“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那时候年轻,又激动,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苏凡时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老人记得,周恩来凌晨3点还来检查了一次。

  天刚拂晓,工人、农民、学生、机关职员、市民……一列接着一列,涌向天安门广场。30万人,守候着同一个时刻。

  下午3时,这个时刻到来了。

  “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乐队立刻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当年29岁的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回忆。林伯渠是刚刚诞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罗浪说,"伴随着毛主席的庄严宣告,广场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毛主席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我们的礼炮也响起来了。”今年92岁的许欣之,当时担任开国大典鸣放礼炮的指挥。这位新中国第一个礼炮队的组建者解释:“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

  28响,28年。从1921年7月1日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执掌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整整奋战了28年又3个月--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缕曙光,终于在这个10月的第一天,托起了新中国从此不落的太阳。

  “那一刻,多少人泪都下来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刻!”国歌词作者田汉之子田申,时任开国大阅兵战车团代理团长。老人回忆,“听到父亲写的歌被作为国歌,更是激动万分。”

  由检阅式和分列式组成的开国大阅兵,把开国大典推向了极致。

  89岁的罗浪还记得,朱德总司令检阅部队时,奏起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乐曲。海军代表部队、陆军一九九师、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一师和骑兵第三师在东长安街一字排开,接受检阅。1928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的时候,队伍不足万人。今天,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红色大军,不仅战胜了国内外的强敌,而且拥有了足以捍卫新生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力量。

  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分列式开始了--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次沿着金水河,列阵走过天安门广场。

  首先通过广场的是新生的人民海军--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同一天,人民海军在长江边的江苏泰州白马庙诞生。这个年轻的军种从成立到出现在全国人民的目光中,仅仅5个月零8天。

  “阅出国威、阅出军威。”直到今天,回想起60年前的大阅兵,李布德老人说的最多的依然是这8个字。这位当时只有30岁的师政委和长他2岁的年轻师长李水清,作为领队,走在受阅步兵方队的最前面。

  “一边开坦克,一边偷偷看毛主席。短短300多米的距离,衣服都湿透了。”80岁的董来扶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董来扶驾驶的坦克,是我军缴获的第一辆坦克。今天,那台屡立战功的“功臣号”,早已被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战机轰鸣。尽管空军作为一个军种成立还要等到40天之后,但手持梭标参加红军的方槐依然和他的“泥腿子”战友们把战机驶向了共和国灿烂的天空。他们所驾驶的17架飞机,几乎是新中国那时所拥有的全部战机。

  “因为受阅飞机还要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机群中有4架挂着实弹。”今年92岁的方槐当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老人回忆:“经过天安门上空时,我3次推拉机头,向我们的新中国敬礼!”

  天上的轰鸣与地面的欢呼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天安门广场,汇成一个新生共和国的最强音。

  今年75岁的侯茹贞老人同样记住了那个沸腾的日子:“当时我们还是学生,我们唱啊跳啊,在广场上彻夜狂欢,嗓子都喊哑了。”

  聚焦北京

  与天安门广场上的狂欢不同,此时的北京西四大街上,行人稀落。女派出所长杨晓阳手插口袋,警惕地看着四周。口袋里,她紧握着一把手枪。

  “我们所的任务区在西四那几条街上,人都到广场去了。”83岁的杨晓阳至今仍保持着“老公安”的冲劲,接受采访时坚持让记者喊她“老杨”。

  “老杨”是解放后西城区第一任派出所所长。在她的记忆中,北京当时的基层政权机构似乎只有派出所:“什么事都管!”但开国那天,她唯一要管好的就是确保自己的任务区不能出事。

  全国尚未全部解放。北京,这座4天前还叫北平的古都,同样不平静。

  当杨晓阳从街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器里听到开国大典现场声音时,便衣队长高富有正紧张地站在人潮涌动的广场上。如同一个新生的生命需要细心呵护一样,共和国在成立当天首先需要做好保卫工作。

  “从凌晨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禁止一切车辆通过。”今年92岁的高富有回忆,“凡是能涉及到的地方,都有我们的人,有公开站岗的,有便衣。那时候相互之间联系只能用腿,一个接一个传递情况。”

  新中国的公安保卫系统,开国大典前已基本建立健全。

  “毛主席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公安部已是下设在政务院的一个部门,”今年80岁的孙仲毅老人经历了公安部的成立过程,“开国大典时,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就在毛泽东身后。”

  毛泽东的身边,站满了与罗瑞卿一样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还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央在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的同时,决定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

  “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下午我们参加开国大典观礼活动时,在广场上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横幅。”今年82岁的赵登生回忆。

  内政、外交、司法……支撑新生政权的基石,几乎与共和国同时奠基。

  时年65岁的谢觉哉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长。这位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老人,即使在长征路上也始终把印章挂在脖子上。他的夫人王定国回忆:“谢老说,这是人民的"印把子",以后还能用得上!”

  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见证者,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凌青当时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凌青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世:他的高祖父是民族英雄林则徐。

  “中国共产党正式设立外交机构是在1945年,那年美军派了一个20多人的观察组到延安,中央军委便组建了一个外事组,有七八个人,专职做外交工作。”今年86岁的凌青回忆,“我是科员,主要是给毛刘周朱等担任翻译。”

  这个产生于陕北窑洞的外事组,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基础。

  此时的凌青已是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在开国大典前一个小时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时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毛泽东的声音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同时,按照外交惯例,周恩来向各国原驻华外交代表发出公函,要求他们将公告转交本国政府。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

  “当时,各国驻华代表在中国分驻三地,奥地利、缅甸、埃及、印度等12个国家的前驻华大使馆在南京,希腊、巴西、瑞典等14个国家的旧领事馆在上海,苏联、美国、英国等7国的旧领事馆在北京。所以这份外交公函于10月1日开国大典后迅速发往三地。”凌青说,“那会最忙的就是交际科科长。”

  一时间,北京、南京、上海的电报局繁忙异常,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

  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很快发到了中南海……

  天涯共此时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作出决定:全国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三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日一大早,太阳也就刚露出个边,科长一摆手说"升旗",在办公楼的楼顶上,我踩着木凳子,升起了沈阳,也许是东北第一面国旗。”今年82岁的张德成老人当时是东北人民政府的职员,“那几天,沈阳完全沉浸在欢庆中,唱歌、游行,高兴得不知道干啥好了。”

  仅仅11个月前--沈阳解放前夕,作为东北经济中心的沈阳还满目萧条。物价指数5个月内上涨了4倍,粮价涨了9倍。

  “沈阳复活了。”一位外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时间竟是如此之短——

  人民解放军进驻沈阳第2天,全城电灯和电话已经修复;第4天,邮电在全东北开通;第5天,电车重新行使在了这个当年全国电车线网最密集的城市中……

  其实,在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为夺取全国政权后的“进城赶考”做准备。上海尚未解放,从各地抽调的5000多名干部就被集中到江苏丹阳为接收上海"充电",200多种关于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小册子成了必学的教材。

  在1949年3月5日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在要求共产党人保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中国成立时物资供应比沈阳刚解放那会儿好多了,米、油、鸡、鱼、肉、面都有,不用票,买啥有啥。”张德成回忆,“一年前还有人观望,看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城市,能不能治理好沈阳,现在,连观望的人也都高兴起来了。”

  与城市市民同样兴高采烈的,还有千百年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土地的广大农民。

  “上面发了几部收音机,又找了几部,大家就聚在办公室里听开国大典。”82岁的杨贵当时是河南省淇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兼五区区委书记,“七里八乡的老乡们也从大老远赶来了,还提着红枣,来听毛主席的声音。”

  1947年9月,解放战争尚在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就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里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年后,解放区近9000万农民分到了土地。到1949年,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完成了土改。

  “那时候县委县政府都在民房里办公,刚刚拥有了土地的老乡们经常来听县委会、政委会,就好像到自己家里一样,说说笑笑,无话不谈。”杨贵回忆,“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人们那个高兴啊,把带来的红枣都抛到了天上……”

  在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东北、在华北,在全国所有解放了的城镇和乡村,人们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欢乐中。

  凌青的夫人张联当时是哈尔滨外专的学生。这位今年已79岁的老人回忆:“听到广播,全体同学和市民们都跑到街上去欢呼。”

  今年86岁的赵勇田当时是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校刊《华北军大》的记者。老人说:“我到石家庄郊区发传单,农民们说,从此中国改了年号,一辈子也要记住这一天。”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7岁的刘心武趴在阳台上,朝江对岸望去:山城重庆,满目疮痍。

  “我们一家人都在阳台上,围聚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旁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作家刘心武回忆。

  那一天,重庆仍笼罩在黑暗之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着大批共产党人。当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监狱,人们得知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

  “当时不知道那个红旗怎么做法,罗广斌同志就把他的一床绣花被面拆了,又剪了5个五角星,可不晓得怎么摆法。他们就说,摆上吧,就制好了一面五星红旗。”曾被关押在白公馆的郭德贤老人回忆,“红旗悄悄地传到所有牢房里,都说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监狱里的同志,扛着我们亲手做的红旗,流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解放。”

  时年25岁的郭德贤有幸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但更多的志士没有等到扛着红旗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妈妈牺牲时,离重庆解放只有几天。”江姐的儿子彭云说。在1949年11月14日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中,包括被人们称为江姐的江竹筠等265位烈士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

  “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刘心武的父亲刘天演当时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解放后成了海关总署统计处副处长。

  十月的中国,大部地区早已是“晴朗的天空”,但正如刘心武记忆中的重庆一样,在西南、西北和南方的一些地方,反动派仍在最后挣扎。

  举国欢腾时,战将未下鞍。在那个光荣的日子到来之时,有多少能征善战的英雄将士仍驰骋在追歼国民党残余的各个战场上——

  “1949年10月1日,部队正从江西翻越南岭山脉向广东进军。”今年92岁的宋维轼时任第四野战军43军128师政委,“部队刚刚解放了江西全境,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又接到了兵团的通报:新中国诞生了!”

  百岁高龄的罗元发将军当时也是在进军途中听到开国大典消息的。“部队正在甘肃酒泉。广播开始时,屋子里挤满了人,桌子旁、窗沿上,连门背后都塞满了。”这位曾与杨成武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战将回忆,“浴血奋战几十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大家激动万分,有的大哭,有的大笑。”

  这一天,陈萍所在的部队正在湖南雪峰山追歼敌人。“一大早刚结束了一场战斗。到了镇上,才知道新中国成立了。”陈萍和战友们买了些月饼和葡萄,举办了一个庆祝仪式。陈萍老人回忆,“吃过晚饭,部队又继续出发,追歼白崇禧残部。”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同样也传到了海峡对岸。

  “我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共产党确实很厉害,这么快把一个破破烂烂的国家统一了。”当年26岁的王楚英是这一年的6月1日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另一方面,100多年来中国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百姓厌恶无休止的战争。我是军人,但也是中国人,我希望国家富强。”

  1945年9月9日,王楚英曾以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线指挥所联络组长的身份,见证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我14岁就当兵,就走上抗日战场,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存亡、匹夫有责。这个时候看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了,我感到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作为中国人当然很高兴。”

  1954年,王楚英借道香港,辗转回到大陆,现为南京市政协专员。

  时间开始了

  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新华社记者李普有幸站在领袖身旁。

  “毛主席宣读完毕,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然后又写上"照此发表,毛泽东"。”今年91岁的李普回忆。

  这份名单,云集着当时各界精英:56位委员中,有27位为党外著名人士。而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也有一半为党外人士,即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主席同我们说,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生前曾回忆。

  一直抱有出世思想的黄炎培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早在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曾赶赴延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他希望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当年为李普证婚的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48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船离开香港,一路向北。此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代表等纷纷北上,来到充满生机的解放区,来到洒满阳光的地方。

  李普的家里至今仍挂着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开国大典时的照片。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当时中央警卫局摄影科女科长侯波。

  “我拿着一个只能装12张底片、只有一个标准镜头的相机。顾不得危险,将身体仰到城楼护栏的外边,抢拍了主席宣告的历史瞬间。”侯波一生最珍贵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由此诞生。

  “开国大典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那种喜悦,完全发自内心。”今年已85岁的侯波说。

  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天的中国,几乎所有人都与侯波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具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日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来的大梦一定会实现。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上海《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开国大典后这样写道。

  上海解放后不久,杨刚所供职的这份旧中国最著名的报纸,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归人民所有。而刊登李普开国大典报道的《人民日报》——这份创刊于河北省平山县里庄的报纸,在此前的8月1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党中央的机关报以“人民”二字命名--它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新生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那一天,诗人胡风的日记似乎有些平静:“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

  但,诗人的内心又怎能平静!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刊载胡风的长诗,长诗的标题是:时间开始了。

  是的,时间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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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六十年的国家历史,不仅仅是对建国过程的简单描述,还是一次对自己祖国的宏大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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