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人物讲述

　　政法人物讲述

　　讯问录音录像办成铁案

　　王军廷，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事检察工作30余年

　　刚到检察院时，我是第“13号”人物。因为，1979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我所在的检察院一开始只有7个人。后来，我从公安机关调到检察院，排序正好是13。

　　当时，群众大多不明白检察院是干什么的，经常有人带着病人来看医生，还有拉着牲畜来的。

　　那时办案条件也比较差，出门靠骑自行车。如果碰上下雨，就不是人骑车了，而是“车骑人”。有一次，我骑了几十里地去办案，回来时碰上大雨。道路泥泞，我扛着“大金鹿”自行车走了十来里地，实在是累坏了。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检察机关的硬件建设和业务职能等得到飞速的发展。就“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这一举措来讲，我深有感触。

　　以往，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靠的是自问、自记，仅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但这样的结果是，在法庭上，证据采信率一般不超过70%。由于个别干警素质不高，有时还会出现错案。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逐步推行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一个案件的成功侦办使大家尝到了甜头。

　　在查办临沂市温和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贪污受贿案时，我要求对讯问全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后来在庭审时，王某提出部分供述属于诱供，想翻供。我们当庭出示了视听资料，法庭采信了我们提供的证据。此案当年曾被最高检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案例”之一。

　　本报记者 张亮采访整理

　　从巡回开庭到网上庭审

　　顾洋，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在法院工作已20年

　　我刚进法院那会儿，从做书记员起步，一个人协助3个法官工作，还经常跟着法官下乡办案，巡回开庭。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诉讼爆炸一说，案子数量比较少。由于经常下乡，我很快熟悉了老百姓的语言和交往方式，和他们打交道很自然也很顺利。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法院的便民主题增加了新的内容。今年9月17日，我们法院组织了一次远程网上庭审，这在全省是首次，庭审由我担任审判长。

　　这个案子是二审，本应在中级法院开庭。但是考虑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为了给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我们进行了网上远程开庭。当事人只需前往就近的法院或法庭即可，十分方便。

　　网上开庭，与田间地头巡回审判蕴含的是同一道理，那就是永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有一个案子，原被告之间因为债务纠纷发生推搡。一方受轻伤，花费了几百元治疗费，另一方也进行了赔偿。但是没过多久，受伤者出现了椎间盘突出的病情，于是将打人者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3万元。

　　原被告之间原本是好朋友，对于我来讲，简单下判容易，但是要达到案结事了，必须做双方的工作。我曾多次找被告，经过苦口婆心的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以前法官可以更多地依靠经验办案，但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新法不断出台，法官需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本报记者 张亮采访整理

　　户籍档案变成一张光盘

　　陈先岩，2009年5月任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副政委，此前在东花园河南片当了16年社区民警

　　我干了16年社区民警，感受最深的是，科学技术和信息化给社区警务注入了非凡活力。

　　我记得，当年在派出所做户籍警时，我分管辖区的居民户口档案有54本，叠起来两米多高。当时要到辖区找人，我就得先搬出大册子，耐着性子翻，既不便又费时。

　　1995年下半年，我们开始使用计算机，人口档案资料就向计算机里输入。这在人口管理与服务上是革命性的，我那两米多高的户籍档案录入后变成了薄薄的一张光盘，查找信息几秒钟搞定。1997年5月，我在辖区建起了全国第一个“社区警务室”，次年局长奖励我一台东芝手提电脑，我利用VFP程序编制了社区警务信息平台，相关资料只要轻点鼠标便尽在眼前。去年，我们又人手配了一部“警务通”手机，实现了网络查寻无线对接。核查人的身份或盗抢机动车等，只要相关信息输进去，计算机随时随地几秒钟就能准确无误给出答案。现在，江苏已建立起覆盖基层所队的公安宽带四级网和省市两级警务综合平台，民警每人至少一台计算机，90%以上的公安业务实现了网上流转，用信息化手段破案已占到破案总数的61.3%。

　　本报记者 徐伟采访整理

　　从一个人到杨斌圣工作室

　　杨斌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宣凤镇司法所副所长，从事司法行政工作26年，曾获得“全国模范调解员”等27项荣誉称号

　　我1983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宣凤镇司法所成为一名司法助理员，那年我26岁。当时宣凤镇有37000人，我一个人负责全镇的矛盾纠纷调解和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很辛苦也很忙碌。那时，司法所连自己的办公用房、档案柜都没有，条件非常艰苦。

　　这些年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司法行政地位逐年提升，当地党委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来自于我们司法行政全体工作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

　　现在，我们司法所有4个人，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地点，有了电脑、电话这些现代化的办公设备。

　　我的私人电话早已是镇里的“热线电话”，镇里的企业有什么纠纷、村民们有什么咨询，都可以随时打我的电话。镇里的人都认识我，有什么事也愿意找我说说。改革开放后，我不仅在镇里调解矛盾纠纷，也出省去调解纠纷。因为镇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有些人在外地遇到工伤、交通事故等困难也打电话找我，我一般都会赶过去。

　　这些年来，我调解了几千起矛盾纠纷，凡是我调解过的矛盾纠纷全部都成功化解，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镇”。去年1月，江西省司法厅以我的名字成立了“杨斌圣”工作室，这是全省司法行政系统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本报记者于呐洋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