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

　　歌德说过：“世界与人类历史的本来的、唯一而且最为深远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之间持续不断的纠葛，其他的一切都从属于此。”对照这句话，可以说，我们当前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出现了信仰危机！自古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宗教，“五四”以来，人们开始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斗争，经过近百年，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人们还只是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又面临着商品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巨大的思想冲击，通过恶质媒体、恶质学术和恶质教育，这一冲击更被放大，我们正处在一种信仰严重流失的状态。按一位学者的说法，形成了“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即“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之中”。在太多的人那里，“理想”和“真诚”等字已然不存，导致了道德水准的极大下降。总之，我们已过于“现实”了。而信仰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仰或是信仰扭曲，必会走向堕落或平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信仰或者信仰扭曲，也必然没有前途。我们已看到了太多的例证，正面的反面的都有：欧洲中世纪神本思想对人性的扼制，造成了长达几世纪的社会的停滞；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立国精神清教伦理，支持了美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而个性的无度膨胀，则促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自我放纵。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探索，波起云涌，30年前，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却往往被作为一种负面价值，而屡遭谴责。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在中国原本就有的优秀的绝不亚于清教精神却被我们误以为“封建”而抛弃了将近百年的原初儒学（不是官学化的儒学）及其继承者的论述中，对于重建我们的信仰，就有着丰富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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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神内核，乃是以求实进取为主的一种积极乐观的奋斗品格，一种常以适应乃至顺应外在力量为表，以利用进而驾驭外在力量为里，体现为一种坚韧不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的伟大精神。“天”代表为外在的一种客观的力量，生动流转。古人把这种宇宙运动的壮丽场景，以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人类进取的豪迈精神结合起来而“自强不息”；“地”象征为一种包括纳万物的宽阔胸怀，乐于和善于吸收一切有用的营养。它们，正代表着我们民族性格中最核心的精神。

　　比西方从乌托邦思想萌芽的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几乎同时，原初儒学也早就有了“天下为公”的理想。《礼记?礼运》就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论语》中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话。孔子还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已被世界宗教大会公认为全球应该遵循的共同理想和国际关系准则）。这些思想，在经过现代化的转化以后，都可以成为我们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极好的思想资源，也可以对我们勇敢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种本质刚健的精神，却又绝没有陷入于粗野，乃是以深沉自信的含蓄方式，凝练于深层的民族心理之中。“刚中而柔外”，“柔丽乎中正”，刚柔互济，相摩相荡，体现为特具深度的内在力量。刚柔的结合，则特别注重于“和”，就是对立双方在运动中互相作用所达到的高质的“和而不同”。在艺术中也就必然倾向于对和谐、单纯、明净与典雅风格的向往。孔子赞扬《诗经》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温柔敦厚并不排斥文采，使艺术陷入愚鲁，只是要求文质相应。“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文质相应，就是所谓“文质彬彬”，故《礼记》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将生动饱满的整体气势，表达于收敛、含蓄、委婉曲折的方式之中。所以，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阳刚力度内涵，总是体现在阴柔的亲切之中。

　　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不像人们往往渲染的那样保守，《易经》就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乐观地认为事物绝不会在变化中瓦解，反而只有通过变易更新才能常存。“易”这个字本身就是“变易”的意思——“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大学》则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体裁，篆隶真行草等书法品类，还有秦汉建筑之朴拙、隋唐之雄浑，明清之富缛，都是通变之道的例证。

　　原初儒学具有永不懈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非常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原初儒学人的高尚操守，对于当代中国，也不乏积极的意义。原初儒学也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扼杀个性，只是主张个性与群体的和合。立德，立功，立言，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有益于社会、国家和民族，才能达至个人的不朽。甚至为了这个理念，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文天祥在就义之际写下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何等伟大的个性，何等伟大的精神。儒家一向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基础正在于个人品性的修养。如何去修身，则在于“正心”和“诚意”。“正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缺的“理想”或“信仰”。“诚意”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缺的“真诚”。

　　儒学以其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认识到人自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将天地自然纳入人心。天地自然的运行无不和谐，顺应自然，以自然规律即为人生规律之参照的中国人，不但在艺术精神方面，强调不过分突出人工斧凿痕迹，追求与自然相一的天真烂漫，“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以及后人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这种认识，对于应对当代显得更加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但原初儒学并不是禁欲主义，只是更加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与和谐，一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肯定“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又骄傲地声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热爱艺术，在齐国听了一场《韶乐》，竟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原初儒学向往的那种身心和畅，物我两得的健康生活。可以说，这种既积极入世又超脱飘逸的生活态度，及其倡导的不走极端的“中庸”思想，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理想，比起美国的清教伦理来说，更加棋高一着。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