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古遗址中寻新路

　　新华网北京10月8日电（记者喻菲）凌晨4点半，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庄漆黑寂静。一位个子矮小，带着眼镜的中年人却已起床，扛着大大小小的架子和同伴匆匆赶往村外，他们要在一处废墟上等待日出。

　　这个书生模样的人就是山西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他和同事并不是要欣赏日出，而是要验证4000年前的天文官就是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通过观测日出确定谷雨的到来，并昭告农民该播种了。

　　装备着越野车、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和手机，身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的他，与背着铺盖，只使用铲子、毛刷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已大不同。

　　这位接受了西方考古理念影响的中国新一代考古学家视野更宽广，思维更活跃。他将目光从地下的遗址投向天上的太阳，因此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中国考古学家2001年启动了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寻找5000年中华文明的源头。陶寺是这个工程中的一处主要遗址，很多出土遗迹表明这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尧舜时期的都城。

　　尧和舜是传说中黄河流域两个贤明的古代部落首领，儒家的历史典籍将其尊为道德典范。但20世纪初的疑古派却认为他们是虚构的人物。

　　“陶寺的发掘将告诉我们中国从哪里来，尧舜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问题。如果陶寺能证明尧舜时代是存在的，那么中国的信史就可以从夏王朝再向前推进到4000多年前。”何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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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何驽在陶寺钻探时发现了一处土质杂乱、形状怪异、令人费解的遗址。他认为这处遗址很重要，坚持发掘下去。

　　这会不会就是尧帝时期使用的天文观测台呢？

　　从2003年的12月22日的冬至开始，何驽和同事做了10多次模拟观测。他们从2003年12月到2004年上半年的观测似乎进展地很顺利。但当他把观测结果告诉天文学家时，却被告之是错的。何驽的模拟观测是在推算出的三个观测点上进行的，但天文学家指出观测点只能有一个，否则就不是科学的观测。

　　“我那三个观测点之间相差不超过半步。而且我们对冬至、大寒和谷雨的观测非常准确，春分也只差了一天。”何驽跟天文学家争得面红耳赤。

　　“最后我投降了。我认为天文学家说的有道理。我放弃了那三个观测点，意味着之前半年的观测工作全作废了。当时真的很痛心。”何驽说。

　　何驽坚持着自己的观测，并终于找到了新的观测点。进一步考古发掘意外地发现了4000多年前被用作观测点的夯土遗迹，其中心与何驽找到的新观测点仅相差4厘米。

　　古观测点遗迹的发现和70多次的模拟观测验证了何驽的猜想。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对何驽的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与他合作研究希望发现天文台的更多观测功能。

　　何驽说：“我一开始对这一遗址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推测可以说是近乎狂想，但不思考绝无创新的可能。”

　　“我常常感到自己犹如在不见尽头的茫茫沙滩上跋涉，筋疲力尽时忽然拾到一些美丽奇异的贝壳，使先前所有的辛苦、疲惫、枯燥、无聊都得到了超值的回报。”

　　46岁的何驽生于北京，幼年正是中国考古界充满惊人发现的时代。他从小就听说过兵马俑、定陵、马王堆汉墓，不过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京城里的古塔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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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驽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又专攻夏商周考古。毕业后一心想到考古一线闯出一番天地的他去了湖北荆州博物馆。

　　考古工地的生活很清苦，不能保证每顿饭有荤菜，野菜算是比较时髦的改善生活。每周能到镇上洗一次澡，何驽就很满足了。发掘工作没有节假日，雨天就是休息日，每到这时何驽就忙于补觉、洗衣和写论文。有一次接连40多天没下雨，他中间就没休息过。

　　考古很多时候是单调的，每天重复挖土、清理，绘制遗迹图尽是些圈、线，毫无美感可言。室内整理更是枯燥乏味，上万片的陶片需要拼对，成功率却很低。劳而无功也会让他感到沮丧。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考古学家常常是赶在推土机的巨铲前寻找古代文明的遗迹。

　　何驽将这样的发掘称为“灭火队”式的工作。让他苦恼的是很多文物在还不具备保护条件的情况下被发掘出来，丝绸和漆器等出土后很难妥善保护。

　　此外，考古学家常常要对被盗的古墓进行抢救发掘。湖北荆州一带楚墓众多，但盗墓猖獗，十墓九空。何驽经常是边发掘边与盗墓贼较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1995年至1996年何驽应邀到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合作研究刻画符号，并参加一个小型印第安人遗址发掘，体验了美国的田野考古。1999年何驽重回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就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接手陶寺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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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一年使我受益匪浅，我学习了新的考古学理论，感觉美国考古学家的工作非常细致。他们更注重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10多年前的中国考古界还很少有人涉及。”何驽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界与西方的联系被隔断。与其他诸多学科一样，苏联成为学科建设的样板。中国学者对西方考古学越来越陌生。中国考古学走在自行的道路上，强调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复原历史被视为考古研究的最终目的。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考古工作基本停顿下来，但中国考古学的兴盛期却开端于这场浩劫的中后期。此时，考古发现被政府作为宣传国家文化成就的一个重要窗口。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河姆渡遗址、二里头宫殿遗址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现的。

　　考古看起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遥远。但何驽认为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是要为现实服务。“我们要探寻历史中没有记载的千万年来形成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将指导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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