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众多古籍流失海外 多管齐下已渐次回归(图)

图为2008年6月14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出了近400种古籍善本，展品多为国家一级文物，因此一开展便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难得一见的珍品。金 硕摄

图为永乐大典残卷，现藏国家图书馆，上面可看见外国收藏机构的标识。

图为史金波教授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特藏部考察黑水城西夏文献。史金波教授供图

　　流失海外的古籍何时回家

　　本报记者 张 贺

　　书“运”即国运，流失“大典”折射百年沧桑

　　在今年6月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曾传出消息：“一册散佚海外的《永乐大典》重现于世并将入藏国图。”近日经记者确认，这册《永乐大典》已经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透露，从一位加拿大华人手中获得的这册《永乐大典》是卷2272至2274“模”字韵的“湖”字一册，与国图所藏的《永乐大典》可以前后缀合。至此，国图收藏的《永乐大典》已达222册，数量居世界首位。

　　《永乐大典》的流散与回归是近代以来中国流失海外古籍命运的一个缩影。据陈红彦介绍，《永乐大典》成书的时候有1万多册，现存只有380册左右，不到原书的4%，分散在十几个国家的30多个机构，其中英、美、德、日等国收藏数量较多。

　　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之所以会流失海外，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位于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因靠近使馆区，沦为战场，保存于此的800余册《永乐大典》几乎全遭焚毁，幸存的残本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人翻检拾走。此后，外国侵略者还从一些书商、收藏家手中收购大典。最后，翰林院仅剩的64册大典被清朝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就来自陆润庠所藏。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渐次回归。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比较好的时期，苏联曾归还过一批《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当时的东德也赠还我国3册。在60年代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陈红彦说：“这些散失海外的《永乐大典》历经沧桑，能够回到国内，确实令人欣慰。”但她同时指出，回归的只是少数，更多的珍贵古籍依然静静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流失与散佚海外渠道众多，具体数量和种类难有统计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是我国古籍向海外流失最多、最严重的时期。除战争导致的流失之外，许多外国汉学家、探险队、考察队利用当时中国混乱的政局，在各地尤其是边疆地区，肆无忌惮地盗挖和偷运中国古籍，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殷墟甲骨、西夏文献等就是这样流失海外的。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和驻华使节出于个人兴趣也大量购买中国古籍，比如美国牧师韩慕义等，在离任时也带回不少古籍。还有部分古籍是通过贸易或走私等途径流出中国的，比如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长期在中国搜求宋元善本；日本静嘉堂的中国古籍很大一部分是清末日本人从我国民间藏书世家“皕宋楼”等处低价收购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当时中国政府赠送给外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有同治皇帝赠送的中国古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的大部头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当时清朝总理衙门赠送的。新中国成立前，一些人移居海外时也带走了不少古籍。

　　在此期间，究竟有多少中国古籍流失海外？很遗憾，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记者根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以美、英、法、俄、日等为代表的将近20个国家的90余所大型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都收藏有中国图书文献，所收藏的中国文献总数逾百万册。海外以收藏中国古籍善本著称的机构至少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宫内图书寮、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东方文化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等。

　　陈红彦说：“在国内我们可以通过普查来摸清家底，但是国外一般不会专门清点中国古籍，只能是一些收藏单位自己编订书目，我们通过这个渠道可以了解一些。有些古籍，比如敦煌文献，好多已经出版，或者已经编成目录，情况大致可以了解，但是没有著录的海外中国古籍的流散和收藏情况，就很难掌握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有机会赴海外留学或访问，许多国外图书馆和学术机构也邀请国内学者帮助他们编辑中文文献目录，使国内对国外的相关收藏逐渐有所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安平秋长期致力于研究海外中国古籍，对于宋元刻本尤用功力。据安教授介绍，日本是中国大陆之外收藏中国古籍最丰富、价值也最高的国家。现在存世的宋元古籍，中国大陆收藏有3000多种，中国台湾有800种左右，美国有120多种，而日本有1000多种。许多日藏中国古籍是孤本或善本，价值极高。《史记》的元刻本，全世界仅存9部，我国虽有3部，但皆为残书，而日本有130卷的全本。日本收藏的《赵志集》所著录的作品，不但《全唐诗》未收，就是后来的《全唐诗逸》亦未能补入，这是一部在中国已经亡逸的唐代诗歌集。此外，日本还收藏有大量的明清刻本。复旦大学在编《全明诗》、《全明文》时，必须到日本访书，以补国内资料之不足。

　　安平秋认为，面对中国古籍流失海外的众多途径，笼统地说这些古籍都是外国掠夺去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学术交往和追索，“还是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建议，在原件暂时不能回归的情况下，应尽力先把内容影印出版。目前安平秋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部分同事正在调查美国收藏的宋元古籍，已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一书将于明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我国学者对日本和美国收藏中国古籍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而对欧洲诸国的收藏，除敦煌遗书外，鲜有人涉足，具体情况还不明了。

　　文在他乡，魂归故里

　　“我的老师王静如先生做了一辈子西夏研究，但是始终没机会看到文献原件，只能从外国人公布的资料和研究论文里了解这批文献的情况。”史金波，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是我国西夏学的权威，谈起自己与俄藏西夏文献的历史情缘，史教授感慨不已。

　　1908年和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两次进入黑水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打开了在城外的一座佛塔，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和文物，并把这批宝藏掠运到了圣彼得堡。文献主要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特藏部，文物则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全世界西夏文献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就属这批黑水城资料。当时俄国学者编了一个8000多号的目录，但是并未公开全部文献。

　　1986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中国社科院和苏联有关学术机构正好有一个西夏学的交流项目。于是，1987年1月，“在50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史金波来到了圣彼得堡。他回忆说：“当时在苏联一共3个星期，除了路上和在莫斯科转车的一个星期，其余两个星期10个工作日，我全在特藏部里看书。因为此前双方一直保持了不错的学术联系，所以俄方还是很热情的，只要我提出来要看的东西，一般都能满足。但是他们规定一条：不能抄全任何一个文献，不能照相。我拼命看、拼命抄，全力以赴，但毕竟抄不了多少东西。”亲眼看到了、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流失文献，“那种感觉，只能用百感交集来形容。”史金波说：“既有些失落，这些东西本来是我们的，现在属于他们了，心里不是滋味，又觉得一些满足，终于看到了，很不容易，很亲切。”

　　从那时起，史金波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批文献全部影印在国内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这批西夏文献，史金波作为专家参与了此事，但后来因故出版计划告吹。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史金波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再次向俄方提出出版之事，俄方回函答应。此后经双方谈判，达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分所合作，共同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全部文献的协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从1993年开始，史金波和本所同事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摄影师四次赴俄，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文字的文献全部拍摄回来并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计划出版30册，现已出版13册。史金波认为，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出版意义重大，创造了流失古籍整体内容回归的一个范例。他说：“虽然原件没有回来，但是我们有一个词叫‘魂归故土’。这些资料我们是全部公开，没有任何保留，从此以后，各国学者都可以开展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