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亿元“重彩”遭质疑的价值不容小觑

　　长假结束到今天已第四天，坊间对河南安阳市一彩民在长假最后一天晚间独中税前总奖金3.559亿元是真是假的质疑一直未能消退。同类质疑已存在多年，上一个质疑的“高潮”发生于2007年11月27日晚间，那一晚，甘肃嘉峪关市一彩民创下1.13亿元中奖金额纪录，成为国内彩票中奖第一人。

　　面对日益成熟的网络“公民表达”，本次网上及媒体对近3.6亿元“重彩”之得奖彩民的运气、羡慕、嫉妒等议论已大为减少，而对这一幸运彩民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开彩”过程是否存在舞弊现象已降至次要位置）却集中释放。如果这是彩票发行机构精心设置的一个“套”，也即该彩民压根就子虚乌有，那么，这么做无疑将引诱更多彩民加大下注力度，“驱赶”更多潜在彩民加入博彩队伍。

　　河南省福彩中心显然意识到公众普遍质疑的“危险性”，即刻在第一时间自辩清白，声称此次双色球巨奖产生“不存任何疑点”，其“真实性不容置疑”。然而，言之凿凿非但未能证得清白，相反进一步加深了舆论的质疑。质疑并非公众无事生非，而是基于由政府垄断操办（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发行，惊天弊案接二连三（其实，被媒体曝光的只系“彩票弊案”的冰山一角）。简言之，由于政府发彩公信力反复被“彩票弊案”所践踏，无论是福利彩票抑或体育彩票，其社会公信力不能说早已荡然无存，至少已被侵蚀大半。

　　具体到本次中“重彩”之幸运彩民，其个人信息迄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保密理由源自现行《彩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该“条例”今年7月1日起方才生效施行。然而，质疑之声集中到一点，在于同为发行彩票，国外系专门中介机构进行操办，并受法律和多个社会主体从不同角度进行全程监督，国内则系政府行为而实行残缺不全的“自我监督”。

　　如此而论，在中国，发行彩票系典型的政府行为，中奖彩民无疑成为此种政府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一。倘若该判断逻辑上能讲通，那么中奖彩民的基本信息是否仍属个人隐私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即使不考虑国外大都选择公开中奖彩民个人基本信息的做法（据说美国还有专门的《记录公开法》作为必须公开中奖彩民基本信息的法律依据），单就国内而言，也并非全无公开之先例。2007年10月11日，黑龙江一彩民独中一税前“大彩”6500余万元，4天后，该省福彩中心安排该彩民接受多家媒体公开采访，尽管此乃“孤案”，却发生于“条例”实施之前，多少为“中式彩票发行”挽回了些许公信力。

　　根据财政部规定，国内彩票收益做如下分配：50％作为奖金返还中奖彩民，35％作为公益金收缴国库，15％为发行费用，其中彩票发行中心提取3％作为管理费用。然而，实际操作时因缺乏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监督”，彩票收益的分配是笔糊涂账，彩票公益金的投向和使用更系一笔糊涂账。

　　我国从1987年发行福利彩票，1994年发行体育彩票，时至今日，除政府之外，有哪个机构和民众知晓国家这些年累计发行了多少彩票？其中上缴国库的公益金总额又有多少？巨量公益金收入具体实施了哪些公益项目或“转移支付”？而总量同样惊人的3%的管理费又是如何花掉的？鉴于“彩票弊案”之烈，国家在2000年将“彩票法”纳入立法规划，可10年将过，令广大彩民望眼欲穿的“彩票法”连“只闻楼梯响”都仍属奢望。何也？众多部门利益从中作梗矣——政府在“彩票行业”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矣。如是，撇开彩票发行之博彩成色，作为推进社会公益的一个筹资渠道，它早已嬗变为由行政垄断产生“巨额既得暴利”的腐败重灾区……

　　得益于政府信息公开之时代大势，中央政府颁行了《信息公开条例》；受益于网络的便捷表达渠道，使公众初步具备并极大激发了借助网络推动“公开性进程”（其本质是推动社会进步）之现实和历史的责任感。具体到3.6亿元“重彩”之真假，受《彩票管理条例》所限，人们的质疑并无答案。但这样的质疑价值却不可小觑，由一桩桩个案所引发的质疑一旦集腋成裘，公开性和知情权保障当会渐进式前行，尽管过程之中曲折和反复将始终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