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赫塔·米勒的冷感时代

　　文化天桥

　　一朝成名天下知,10月8日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荣获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但这真是一个知名度几乎为零的作家。在一片惊呼中，我们看到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垂青于“移民作家”和“文学混血”作家，生于小语种而用大语种写作，既体现了“以欧洲文化为中心”，又体现了“政治上正确”，并且具有“异国风光”和“全球化”的噱头。但这类矫枉过正的重心转移又导致其作为传统欧洲文学奖项的影响力日渐微薄。——编者

　　在瑞典文学院将2009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迁居德国的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之后，几乎大部分人涌起的第一感觉是，“赫塔·米勒是谁？”

　　这不仅仅存在于几乎没有译介其作品的中文界(中国台湾地区仅有一本《风中绿李》，而中国大陆的《译林》杂志也只介绍过单薄的一个短篇)，即使连一向追踪欧洲文学的耶鲁大学教授HaroldBloom也非常尴尬地向追逐的记者表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无疑，赫塔·米勒获奖是“爆冷中的爆冷”，她自己甚至对此都感到震惊。不过，瑞典文学院并不讳言近年来不断选择欧洲作家是为了“回归欧洲文学传统”。除了2006年授奖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外，最近5年来都是青睐欧洲作家，而且“趋冷化”严重。但你无法否认的是，欧洲依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

　　瑞典人的声明必定让美国文坛健将例如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备受打击，他们曾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前者以《人性的污点》而广为人知，后者的代表作是好评如潮的《贝莱福勒》。瑞典人强调的“诺奖欧洲中心论”的言辞也必使大热门的日本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等人感到黯然。

　　诺贝尔奖一直有“偏颇、同仁化以及零碎化”的指责，而文学奖一直承担着最高级别的质疑，它不仅颁发给太多陌生的名字，而且还错漏过很多伟大的名字。

　　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认为瑞典文学院是“独裁、封闭以及拥有一种反市场销量的自以为是”，他们可能遵循的是一种古老的同仁评议制，他们可能拥有一些古怪的感受，将一些平庸之辈提拔上去；但也同时放射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将一些小圈子内传播的伟大名字释放出来。

　　赫塔·米勒就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勇敢的反专制作家

　　瑞典人在授奖宣言中说“赫塔·米勒文学中的道德动力使之完全符合诺奖标准”。米勒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不合作”是世人皆知的，她被迫逃离罗马尼亚侨居德国。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在剖析极权社会的停滞、批判秘密警察的控制、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恐惧、无处搁浅的乡愁以及被叛变玷污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时间似乎停摆在“齐奥塞斯库时段”，即使在意识形态阵营对抗局面不复存在的今天，她在今年8月份出版的小说《呼吸秋千》依然是以一个被驱逐进乌克兰劳改营的17岁少年口吻讲述一段隐秘而曲折的回忆。显然，她的政治意识如同“远古恐龙”，被一个沉痛的情结所横亘，然后野蛮而扭曲地生长出精妙而带有警醒意味的图像。

　　她的小说具有自白文学的特征，但却充盈着大量虚构的意群，就像本雅明所言“回忆是对过去的无限篡改能力”。而米勒在其最著名的演讲《感觉是如何自我虚构的》中，坦陈严格的审查迫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构、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心理状态衍生式通感，导致她不得不与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学“绝缘”，她更是拾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以降的“丑学”传统，将一种沉重的阴郁感发展成一种宏大精确的美学。

　　早期作品《洼地》可以看作是米勒勾勒的巴特纳边区的乡村编年史，它不是田园牧歌，里面混合着社会控制、恐怖、仇杀、鄙俗、暴力、民族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和陈腐的天主教传统。主人公是一个小孩，他的父亲是酒鬼和暴君，母亲是顺民和家庭奴仆，祖父是伪君子，祖母则是一个虐待人的泼妇。故乡对米勒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无从拯救的“故土肮脏”。

　　《人是一只大野鸡》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边远地区的一个巴纳特人申请出国，遭到罗马尼亚官方的各种刁难，女儿被乡村教会长老强暴，这个可怜人历经艰辛离开故乡，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去返回故土。赫塔·米勒强化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痛和绝望——家国两殇：国家主义的严密监控、巴纳特山村的宗法恶习；国家发展已经停滞、巴纳特乡村则充斥着死亡气息。

　　绝望美学受青睐

　　诺奖授予辞里赞叹米勒“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使之文学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这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赞美，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愿意在中文匮乏的环境中“转战”别语寻觅米勒的小说，恰是因为米勒小说语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尽管有“美文不可译”的教训，但当你看到“汉化”后诸多诺奖小说的苍白，略加对比之下，感佩米勒远胜于村上、拉什迪、莱辛之流。《译林》中《黑色的大轴》仅一个开头就让人洞悉其构造意群的出众能力：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是水。”

　　赫塔·米勒就是因其文学所代表的“价值无从依存”、挥之不去的阴郁感以及不断滋长的“绝望美学”而加冕的吗？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隐喻吗？这是新的冷感时代正在悄然上演吗？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式资本主义完全“变味”，很多确定的原则——例如“用自己的钱冒险，自己承担后果”之类的价值观完全解体，资本主义不像资本主义，西方式民主“空洞化”、社会“投机化”、用“重吹泡沫”振兴经济、用印刷钞票刺激市场，“国有化”可以随机式复活，稳定的货币投放哲学被扔进了垃圾堆，原来的榜样力量侏儒化，曾经的非常手段“正规化”。就像赫塔·米勒所孜孜不倦刻画的那样，故土、国家以及别国都不能提供“稳定人心的价值依托”，于是一场无孔不入的黑色、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正在呼啸着席卷过来，也许用赫塔·米勒的言语定义这个时代最为准确：一个无休无止运动的残暴黑色大轴不断旋转着，它旋转着岁月，新鲜正直之物垂死越快，它就会转得越快，死得越多，就越空旷，时间就会走得越快，时间走得越快，死亡之物就越多，好帮忙去转那轴……(唐学鹏) (来源：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