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博士：彩监会非根治彩票舞弊之良策

　　“彩监会”绝非根治彩票舞弊之良策

    晨报特约评论员 马光远

　　安阳福利彩票3.59亿元巨奖引爆了中奖者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大讨论。在中国各种彩票舞弊频发、公信力亟待提高的今天，这样的讨论对于未来通过制度层面完善彩票各个环节的监管架构，显然大有裨益。

　　令人欣喜的是，对于如何厘清中奖者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边界，百度和央视调查的结论显示出中国网民在公共事件上的逐渐理性和成熟。截至13日晚7时，在接受百度调查的网民中，4675人支持“不应披露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将近投票总人数的六成；而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中奖者的隐私，接近半数的网民认为 “非常有必要”保护。

　　其实，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就安阳福彩巨奖的个案还是整个中国彩票业的全貌而言，中奖者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绝非非此即彼的一对矛盾，二者根本没有任何对立和冲突之处。纵观中国彩票业多年来爆发之弊案，其根源是整个彩票的发行程序和监管模式上存在种种跑冒滴漏现象，即使公布每一次中奖者的所有个人信息，也并不能消除公众对程序的质疑，更不能就此确立彩票发行机构的中正形象。因此，彩票业挽救自己声誉的治本之策在于设计严格的程序和监管制度，保证程序的公开和公正，而不是将之建立在牺牲中奖者最起码的隐私权上，这在中外皆无二致。中奖者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可谓彩票业赖以生存的两大权利基点，缺一即会对整个行业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公众要知晓的是整个彩票发行是否有舞弊，而不是谁中奖，以及中奖者的各种个人信息，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认为公开中奖者的隐私就可以证明彩票发行的公正与否，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对于如何完善程序和监管，有论者提出设立独立的彩票监督委员会的制度建议。此建议似乎有点道理，亦得到了很多民众的追捧。但如果将之归类到转型中国的诸多“这监会”、“那监会”中进行制度和理性的拷问，真可谓不堪一击。诸君可以看看中国目前众多的所谓监督机构，有多少真正履行起了监督之责，保护了民众的权益？诚然，今年7月1日才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的粗陋自不待言，其将保证彩票公正诚信的监管之责授予财政部门更是在玩“自己监督自己”的游戏。

　　然而，我们假定设立了所谓的中立的“彩监会”，这首先意味着各地彩票发行的收入相当一部分要成为这一机构日常开销的费用，显然会违背彩票发行用于公益事业的初衷；其次，就中国诸多制度设计来看，名为中立，实为傀儡者可谓举不胜举，“彩监会”的人员由何组成？在经费、编制等无法独立的情况下幻想其中立显然属于制度乌托邦；其三，福利彩票发行已成为各地相关部门的重大利益所在，主管部门绝不会让这块肥肉落入别的部门之手，其博弈和争夺的结果必然使所谓的 “中立彩监会”成为被阉割的无用的摆设。

　　笔者认为，就中国制度改进的现状而言，没有任何必要设置华而不实且成本不菲的“彩监会”，要确保彩票业的公正和诚信，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制度资源里面进行优化重组。可惜的是，粗疏的《彩票管理条例》并没有将制度设计的重心放在彩票发行的具体规则的完善上，而发行规则显然是彩票业保证不作假的核心程序——公开、严格的发行规程必须体现民众的知情权，将之置于一个完全透明的环境中。这样的制度要求，在人类智慧日益精进的今天，显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公证机构真正履行起公证之责，只要将开奖的过程完全置于民众的眼睛下，只要对各种舞弊严惩不贷，则保障公众知情权不难，又何必要以牺牲中奖者的隐私为代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