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严打兴奋剂不惜乌纱帽:大不了不干局长了

　　悉尼奥运会我们如果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如果中国代表团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袁伟民

　　“兴奋剂是体坛的大毒瘤，它对运动员身心的危害、对公平竞争的破坏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作为中国体育界的主要领导，如果我不坚决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我不坚决为净化体坛而斗争，那就是我的失职，那就是犯罪，我良心不忍！”———袁伟民

　　袁伟民铁腕封杀马家军

　　悉尼奥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的参赛运动员进行了两次“飞行血检”。一共发现了血检超标运动员35人，2名尿检呈阳性的运动员。

　　2000年9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被查出有血检超标问题的省市，都要派出省市体育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公布了两次自查检测EPO血检的结果，告知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EPO血检和尿检，宣布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这时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还有15天，距离中国代表团出发还有10天，这也是袁伟民第一次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身份出征奥运会。受这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

　　该省领导要求重查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之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保证再次检查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拿到去往奥运会的通行证之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袁伟民说：“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我不同意。”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他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袁伟民当时都用本子记着呢：2000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5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

　　上级领导出面说情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到袁伟民，为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个小时。

　　但是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袁伟民顶住压力

　　袁伟民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他说：“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在压力面前，很多人做的很多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难免没有私心。甚至正是袁伟民这种“不给人面子”、“不顾金牌数量”、“不管自己前程”的做法还让人有些不解。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身份带兵打仗，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关系着他的“乌纱帽”；毕竟，这是决定北京申奥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对于北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袁伟民就是袁伟民，在他心中，国家利益、中国体育的形象远远高于自己能不能继续当体育总局局长；他非常明白，金牌数量可能会影响北京申奥，但是兴奋剂问题更是可能会让北京申奥一败涂地，于是他甚至有些“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此时就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来源：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