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中国的发展不可逆转(图)

布莱尔

杨澜和布莱尔

曾经的英国首相

　　杨澜访谈录国庆特别专题“世界看东方”之二

　　布莱尔：中国的发展不可逆转

　　布莱尔：托尼·布莱尔是英国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也是英国工党史上第一位蝉联三次首相职务的领导人，他在英国首相的职位上呆了10年时间，是最近100年中第二位任期最长的首相，仅次于在位近12年、统治英国整个8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

　　我觉得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开放、好奇，而且很自信。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压力。中国年轻人的压力很大，他们需要成功，要做得很好，而且你越是成功，压力越大，但是这种开放与自信是我20年前来中国时看不到的。

　　——布莱尔

　　开场白：布莱尔先生曾经多次访华，而他3次重要访华恰巧在1988年、1998年和2008年这三个重要历史转折点，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发生的巨变。这让我们想起1997年当他作为工党领袖入住唐宁街10号的时候，为英国的政坛带来的一股清新空气。而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历史时刻。

　　上任伊始宣布对华新政

　　布莱尔10年首相生涯的开端是在1997年5月，此后，他参与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交接仪式。就任伊始，他就宣布了两条对华新政策：一是“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二是“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

　　杨澜：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您当初以压倒性优势成功当选英国首相，搬进唐宁街10号后，您说希望给中英关系一个“崭新的开始”，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您采用了这样的词语？

　　布莱尔：关于“崭新的开始”的重要性在于，首先是要保证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这是一个改变的大背景。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有更多交流，不仅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因为我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力的增长，而且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有能力影响全世界的决策。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交流，贸易往来，还应该在政治上合作。

　　杨澜：中国驻英国前大使马振岗说，英国政府本来打算派外交部长参加香港交接仪式，但在一个派对上，你给他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您想亲自参加交接仪式，是这样吗？

　　布莱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开始与中国的关系。而且我的弟弟娶了一位香港华人女士，我对香港多少有些了解，我觉得香港人真的愿意回归中国。我从与弟媳的聊天得知的确如此，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不愿做英国人，希望我们离开，希望回归中国，所以我希望能亲自参加交接仪式，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杨澜：我记得当时英方是伤感和充满怀疑的，甚至有媒体称之为“香港的末日”。但我看查尔斯王子、彭定康和您的表情时，发现各不相同，在交接仪式上您在想什么？

　　布莱尔：英国是有着辉煌历史的国家，但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英国如果在今天还想占有香港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看这就是中国。它很快就将成为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是最强大的，我对此很乐观。

　　杨澜：您没像其他人那样，视之为一种威胁吗？

　　布莱尔：没有，慢慢地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领导人的方式很感兴趣，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但是他们很守信，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我期望他们能信守承诺，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杨澜：据我所知，关于香港交接，英国政府每年都会发表香港问题的报告，第一份报告厚得像一本书似的，然而几年后，报告就只剩下几页纸了，对此您怎么看？

　　布莱尔：我觉得这说明了一开始压力很大，包括给我的压力，中国会遵守承诺吗等等。在交接之前和我上台之前，的确有些不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显然香港还是香港，而且你可以看见，今天的香港是个繁荣、兴盛、成功的地方，没多久人们都已经慢慢习惯这一切了。

　　最初看对方好似外星人

　　杨澜：您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8年，您去了广州，您说您看到了一些很奇怪的建筑，很奇怪的文化现象，您指的是什么？那次访问的经历如何?

　　布莱尔：那个时候，比如你来北京，发现到处是自行车，人们对外国人有些紧张。但现在我来到中国，跟我身边的人我可以开玩笑、大笑、聊天，当时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变化，现在回顾起来，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还是人，那时你见到中国人，彼此都觉得对方像是外星人，现在不是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江泽民主席，他开始讨论莎士比亚，这让我大吃一惊。我本来打算跟他聊聊国际事务，但却说起了莎士比亚，这很有意思，结果我发现他非常了解英国文学。

　　杨澜：一些政治对话也更为政论性，我记得您第一次正式访问北京时，原计划中您和江泽民书记会见只有半小时，但您却说了一个半小时，是关于西藏问题。

　　布莱尔：是的，我发现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和中国的对立有时比较严重，我觉得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不逃避谈论这一点，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那次与江主席的对话，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会触及他的底线。

　　杨澜：遭遇冷脸相对。

　　布莱尔：但是他却说，我跟您说说中国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吧，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有点复杂。我觉得这样西方能从中方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从年轻人身上看到自信

　　正如布莱尔自己认识到的，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在与中国交往时多一份理解。在他担任英国首相的10年中，中英关系发展迅速。这一对华友好政策也在他的继任者布朗身上体现。当前，双方共认中英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英国目前是欧盟在华最大投资国。不过比起双边贸易，布莱尔更看重的是中英两国人民的交往。

　　布莱尔：如果没有人与人或者文化层次上交流，很多与经济、科技、政治相关东西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力，所以我们努力吸引中国学生去英国，现在的确有不少了，我们从建立中国和英国大学的联系入手，通过英国委员会进行艺术文化的交流，这是人与人的交流，实质性的交流。有成果、有数据，这非常重要。

　　杨澜：您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这么一点，您的政府应该保证，中国去英国留学的学生数量要超过法国。

　　布莱尔：在这一点上我是争强好胜的，我的目标是希望慢慢赶上美国，美国的签证政策其实是很严格的，我跟他们说，对世界的某些地区，我们应当严格把关，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

　　杨澜：在卸任后，您可以以私人身份更为随意地参观中国和接触中国人，您有没有发现中国不一样呢？

　　布莱尔：的确有点不同，我现在来得更多了，呆的时间也更长了，我开始了解中国人，开始有了中国朋友，我开始着手了解中国年轻一代，这很棒。我非常喜欢这么做，所以不久前我去了清华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我回答了他们很多问题，讨论气氛很热烈。

　　杨澜：这有没有让您想起您叛逆的大学时代呢？您当时担任过乐队主唱。

　　布莱尔：我那时糟多了，留着长发。我觉得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开放、好奇，而且很自信。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压力。中国年轻人的压力很大，他们需要成功，要做得很好，而且你越是成功，压力越大，但是这种开放与自信是我20年前来中国时看不到的。

　　东方的崛起让人很兴奋

　　虽然在经济上中国实力已经得到世界认可，但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似乎依然存在障碍。 2008年4月6日，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到英国，受到藏独分子阻挠。现任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曾经就圣火在伦敦传递受阻一事撰文，文章4月13日发表于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文中说，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还很厚重。

　　杨澜：也许你还记得当奥运火炬接力在伦敦受到干扰时，中国的人们非常震惊，对此强烈抗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存在理解上的鸿沟，您怎么去弥合它？

　　布莱尔：很多的媒体往往不正确地夸大其词，呈现出来的东西会吓人一跳。就像我以前在英国对人们说的那样，我们要在2012年举办奥运会，如果有人要干扰它的话，我们肯定会阻止他们，这不是说英国人们就不能抗议政府。奥运会是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奥运会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但是奥运会本身是非常成功的，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它整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积极地，最后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消失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从中所学到的。

　　杨澜：您说过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您觉得世界应当如何对待这一点？

　　布莱尔：对于西方人来说，的确很难接受东方的崛起。

　　杨澜：为什么呢？有点让人紧张吗？是因为不了解这种力量吗？

　　布莱尔：是的，同时因为历史改变得太快了，不是吗？

　　我觉得东方的崛起让人很兴奋，西方人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成长在我出生的50年代英国，二战遗留的影响仍然是世界性的，世界的统治力量是美国和前苏联，而中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了起来，现在你们飞速发展了50年，现在的世界完全不同了。如果回到我儿时的年代，有人问中国和英国，哪个更重要？人们很可能会说是英国，但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明天。

　　杨澜：这是您让您儿子学习中文的原因吗？

　　布莱尔：他们学校有汉语课，所以他就学了。

　　杨澜：回家后会说些新词吗？

　　布莱尔：是的。我对孩子的要求是，去看看中国，因为你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你就看到了未来，这很重要。

　　结束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争论占据了主要舞台，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东西方的政治家们不约而同都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制定国家的政策，而这其中，中国的实践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十几亿人口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不断地追求社会的进步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践。就像托尼·布莱尔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