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变与不变

　　新华网消息：英国《金融时报》16日发表文章，题目是“银行家、奖金和市场：万变不离其宗”，文章摘要如下。

　　有什么不同吗？随着金融危机在记忆中逐渐淡化，一个经常被提出但很少得到回答的问题是，其印迹将会留存多久？笔者认为，答案显而易见。一切都变了；但同时，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变。

　　先从答案的前半部分说起。中国投资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的一番话令我印象颇深。在研究美国金融业大规模国有化、华盛顿接手汽车业和联邦预算赤字激增等现象时，高西庆说，他看到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奥巴马总统在共和党内的很多对手会表示同意。

　　监管不再是骂人的词语

　　奉行干涉主义的并非美国政府一家。英国政府一度是自由放任金融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但如今也控制着该国4家大银行中的两家。英国政府打破了数十年来的货币主义正统做法，为维系金融体系而不停印刷钞票。不插手政策已遭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永远精力充沛的商务大臣曼德尔森所谓的新“工业激进主义”。

　　诚然，市场经济已经对以下这种预测说了“不”字：未来属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专制资本主义。的确，中国人充满技巧地找到了一条渡过危机的道路，但中国让共产主义与逐利动机联姻的做法是一个特例。至于俄罗斯，要是没有能源资源带来的收入，普京牌的裙带资本主义早就已经崩溃了。

　　但华盛顿共识———自由放任经济在全球高歌猛进背后的指导思想———已被草草埋葬。此次危机是新兴世界的报复。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迫吞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苦药后，亚洲各国政府发誓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在随后的岁月中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使金融泡沫日益膨胀———泡沫最终在去年破裂，并产生了毁灭性后果。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再也不会听西方国家对自由市场优越性的宣扬了。

　　危机恢复了政府的正统性：银行家头上的光环消失了，格林斯潘被赶下了神坛，经济学家们无处藏身；监管不再是一个骂人的词语；亚当斯密让位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财政政策恢复了作为经济管理工具的地位；银行被告知必须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次级贷款和抵押债务证券已属于过去。

　　但是，且慢。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表面现象。与过去断然决绝了吗？答案的后半部分也是正确的：什么都没变。而且，为什么应该发生变化？还记得那些关于世界经济正迅速走向末日大决战的歇斯底里的预言吗？到最后，不过如此———歇斯底里而已。

　　左翼没有复活

　　全球经济遭遇了重大挫折，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但是，连向来谨慎的IM F也认为情况已开始好转。

　　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对自由市场的强烈反对本该见证左翼的复活。笔者猜想，你也许会说，危机借了奥巴马一臂之力，帮助他入主白宫。但在其他地方，我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长征重新开始的迹象。

　　中右派领袖默克尔已经赢得德国大选。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似乎要在英国复制默克尔的成功。面对分裂的社会党反对派，法国的萨科齐看起来坚不可摧；甚至连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可能战胜左派。

　　对于银行家们来说，有一两位已经拿着丰厚的养老金离开，大多数又开始数他们不计其数的奖金。如果像我一样听听高盛公司等机构经理人的讲话就会意识到，历史正在改写，甚至先前的草稿还墨迹未干。

　　根据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如果说谁应该为此次金融危机负责，那显然不是高盛等主宰金融市场的公司。你我也许认为金融危机与被重新包装成某种复杂金融工具的信贷机制有关。错了。修正主义者说，这次危机的罪魁在于监管不足。至于那些过于丰厚的奖金，那有什么错？

　　现在所缺少的是对现状的根本挑战。当然，市场已经比以前变得安全了一点；至少政府和监管者可以比以前更直接地干预金融市场运作，对资本主义的兽性进行更多约束。但如果把这些称为新机制，那完全是一种夸大。

　　一两个人提出了如何令市场资本主义继续运转的聪明想法。英国金融管理局主席特纳是罕有的有勇气对金融现状提出质疑的决策者。他认为现在庞杂的金融交易没有带来任何效益，不过是为银行家们提供了丰厚的回报。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已经敦促决策者们不要只盯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还有其他关系到民生的举措。我的印象是几乎没有人听得进去。人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恢复以往的做法。我所遇到的银行家都非常自负。从这点来说，高盛不过是同行中的佼佼者。而政治家们通常只是耸耸肩屈从现实。

　　公平地说，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把过去的一年左右的时间看作一个历史性时刻。但是，令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而是全球经济力量分配的变化。市场不再属于西方国家。（编辑：刘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