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学”发声

　　去年冬天，应邀到北航法学院就“三十年法制建设”做一次讲座。一位同学提问时感喟，“许教授”的讲座充盈人文理念，也似乎富于终极关怀，但不确知，“作为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你是否认为自己应当为下层人民说话？”而且，在这位同学看来，今日神州，诚信日丧，法律还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或者“最有效的武器”吗？

　　这位同学的提问，有理性立场，有道义关怀，有社会心肠。本来，个人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开放理念，二者良性互动及其所蕴含和培养的道义感，是优秀的法律人不可缺失的优良心性与健全心智。这位学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对此有所思考，也有所用力，了不起。

　　我的答卷是，所谓“为下层人民说话”，例属所有秉持正义感，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都该做的，但不是每一个读书人天天都要做，天天都能做，或者一辈子仅仅做的。一个普通人，如我辈教书匠，靠教书吃饭，赡老养小，不可能天天为“老百姓”、为“下层人民”去奔呼，姑不论自己作为老百姓，本身是否就属于“下层人民”、是否掌握了“话语权”。而且，学问各不同，术业有专攻，用功的形式、进路可能也会多所区别。譬如，在下是研究法理学的教授，处理的是所谓“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因而，与“下层人民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恰恰需要专心致志，甚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始望日积月累，窥得门径。如此这般，也就意味着不可能今天讨伐“黑窑主”，明天分析“溃坝”背后的权责关系，后天又为“乞丐”遭受城管殴打而鸣不平，大后天再为一些同学没有冬衣发动大家捐钱捐物，更不可能整天在媒体上有一搭儿没一搭儿，混个脸熟。

　　虽然对于凡此世态人心，但凡稍有心肠，就不可能不牵肠挂肚，但是，毕竟无法专役于此，也是明摆着的事。此时此刻，纵有豪情似海，壮志如山，能管什么用。否则，相信你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可能是一个较好的社会活动家，一个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有机知识分子，但却难恪一个法理学教授的职业使命，从而，也未必一定能够完成所自负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没有专业学识做支撑，以常识处理社会问题，在一般人员，或许无碍，但于“掌握了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却可能“误导民众”，危乎殆哉。君不见，这几年借助赛博空间，舆论被迫渐开，可却出现了民粹化与寡头化相互强化之势，真正的精英话语反而失守，已然危及社会的健康发育与人民心智的成长，可见公共知识分子并未担负得起公共责任，而专业学识涵养不足，堪为原因之一。

　　如何梳理其间的紧张呢？心性有别，专业不同，自当采行不同进路。私忖，仅就法理学者而言，对于人间世态时刻怵惕，永怀同情之心，诚实而负责地研究、处理“中国问题”及其涉及到的学术专题，而于研究中恒守公平正义理念，特别是秉具专业立场，运用一己学识，严防恶法害世，可能是一种较为不坏的效力方式，也是法理学者于职业生涯中时当自警的底线伦理。当今中国，一方面固然是社会良知发育不足，共和文明有待培育，社会共同体的政治之维不见成长；另一方面，举世嚣嚷，学府骚然，而埋首书斋，焚膏继晷的纯粹学者又太稀缺了。因此，法理学者的这一取向，或者一部分法理学者的取向，虽非最好，但却较好，也是可以肯定的。

　　实际上，当今中国，如果在一个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法学家这一“知识分子”名号，审看各色法学从业人员，那么，不难看出，已然出现了四种类型的法学家或者法律家。第一类供职于权力核心层，专责意识形态发展与合法性论证；第二类从业于公权力部门，担当政策研究与技术工具职能。所谓层层设置的法规司、法规处与“公检法”内的“秀才们”，堪为其例；第三类位处权力之外，体制之内，专职于专业学术和自由思想；第四类与权力和体制均无挂答，表见为“自由”时评人、撰稿人和“民间思想家”，成色斑驳，泥沙俱下，从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到自由主义传教士、文化批评和“维权”人士、绿色环保成员等等。法学家主要散落在前三个领域，尤以第二、三类型为多，其中又以第三类型为最。六百余所法学院，是为全球最大的法学教育规模和法学家职业社群，其心智的缤纷与心性的歧异，可想而知，因而，正需要上述关于法理学者的职业与志业担当及其分际的梳理，来善予措置，细予评判。

　　这位学弟将法律与诚信连缀一体，说明道义立场原是法律效力的内在资质之一，合法性牵缠于有效性，无需专业训育也能体认得到，而经受了专业训育，更是洞若观火。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虽然不是太管用，却还有用；虽然不是最为有效的“武器”，但却是一种较好的“武器”。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日渐明朗，法律之治将会越来越管用、越来越有效，也是可以预期的。再说，即就是否属于“最为有效”的什么“武器”而言，也需分别情境，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

　　君不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吗！就公民生活私域而言，“法律不入床笫”，例属通则———那是什么地方，风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方嘛！因而，其用甚少，甚至根本无用。但就公共生活来看，民生关天，而民生系于国政，因而，民生与国政，恰恰均为法律的用武之地。这说明法律、法学与法学家有待努力的空间巨大，一息尚存，就当奋斗不已。毕竟，建设中华文明的宪政秩序，使中国成为民主法治的惬意人间，是晚近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早已申说的全体国民愿景，也是中国文明走向复兴的不二选项。既然如此，法律将会越来越“管用”，而且一定会“管用”起来，自是当下立断的。否则，一个明摆着的后果就是，大家都没法过日子，过好日子嘛！

　　至于说到“诚信”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人类心性的一种道德状态。如果说礼仪是德性的优美，那么，不妨说，诚信是优美的德性。因而，是否诚信，多数时侯例属道德衡量范畴。不过，当作为一种道德原则的“诚信”转化为民法基本原则，而落实为有关契约订立的“主观”要件时，它就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而且，同时成为一种法律规则了。违犯规则，自当领罚。由此，它们讲述了一个“出礼入刑”式的法律与道德休戚关联的故事。在此，虽然法律并未明训“诚实信用是一种公民美德”，然而，法律对于违犯“诚信”原则的制裁，实即标示了其为一种法律行为方式与道德心性的示范效应。就此而言，不妨说，优良的善法，就是诚实信用的护法。正像若想法律有效，首先必使法律获得实施，如欲恪尽所谓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立法者与执法者本身就需做出诚信的道德承诺。正是在此，普遍的有法不依，特别是某些公权力掌握者明火执仗地知法犯法，恰恰昭示了它们的道德虚伪和伦理瘫痪。而批判和反思这一法律困境，一个棘手而不可回避的当下“中国问题”，正属于法学家的职责所在———从哪里下手“为下层人民说话？”朋友，请从此处启航。

　　因此，法学家供役于法学，托志于法学，其安身立命所凭恃的也是法学。用法学发声，非惟职业所系，亦且职业之命，更是自我道德进修的阶梯。可能，就在下而言，还是一种较为得心应手而比较惬意的方式，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