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最贵银行家法兰克-纽曼 银行业拯救专家

法兰克-纽曼

　　专访“中国最贵的银行家”法兰克.纽曼 -- 银行业拯救专家

　　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纽曼，如今则是中国上市公司身价最高的CEO。在《福布斯》最新出炉的“中国上市公司最贵CEO”名单上，作为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纽曼以1598万元人民币的年薪高居榜首，成为“中国最贵的银行家”。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第一位60多岁的著名的美式橄榄球员”。

　　文/李卉 摄影/胡滢

　　法兰克.纽曼很有趣。

　　和大多数总穿一身深色西装的银行家们不同，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喜欢戴着贝蕾帽逛深圳有名的大芬油画村，到处寻找自己心仪的油画。

　　“我还想创造一个新记录，就是做一名60多岁高龄的著名的橄榄球员。”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67岁的他如此阐释自己的新梦想。

　　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纽曼，如今则是中国上市公司身价最高的CEO。在《福布斯》中文版最新出炉的“中国上市公司最贵CEO”名单上，作为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纽曼以1598万元人民币的年薪高居榜首，成为“中国最贵的银行家”。

　　我是一名专业的“银行修理工”

　　“当伊丽莎白女王打电话问她的经济顾问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时，她得到的答案是——因为世界上的聪明人，集体失去了想象力”。记者第一次见到纽曼时，他正端坐在中欧商学院的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听沈联涛讲这个段子。

　　沈联涛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大家正在济济一堂，反思金融风暴中的银行业。

　　对此，纽曼的比喻是：“一个愚蠢的银行家，当他的手指在炉火上被烫到时，会马上把手拿开；但是，过一会，这个人又会走回来说，我还是可以把手放在上面吧，只要我把手拿远一点就行了。他忘记了，火还是很大。”

　　纽曼的意思是，“一个聪明人是不会被同一个绊脚石绊倒两次的”。这也是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主席给他的评价。

　　金融风暴前，华尔街有许多公司极力动员深圳发展银行购买金融衍生品，但都被纽曼拒绝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很美，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们。比如，一些金融衍生品是为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产而专门设计的，你远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知道其中的奥妙？”

　　纽曼所说的曾经，是当年他还在美国信孚银行时碰到过的困难，那就是金融衍生品。“所以现在，我就成为那个不会被同一个绊脚石绊倒两次的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深发展全年净利润仍然保持了41%的强劲增长。

　　而在美国，纽曼一直被视为政界和商界的两栖明星，他的使命似乎就是“拯救银行”—— 他曾令美国美洲银行、美国信孚银行、韩国第一银行这三家深陷困境的银行起死回生。离开美国财政部后，纽曼进入美国信孚银行。那时的信孚银行因“金融衍生品合同”丑闻而声誉大跌。

　　纽曼上任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事改革，重新开拓信孚的业务领域。在任5年，纽曼和他的团队为信孚银行股东带来了年均收益率19%的高额回报。

　　离开信孚银行，纽曼把眼光投向亚洲，他来到韩国第一银行。作为这家银行的独立董事，纽曼在扩大韩国第一银行的业务规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这家银行几乎为零的零售业务发展了起来。这些经历使纽曼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名专业的‘银行修理工’。”

　　2004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由外资（美国新桥公司）控股的本土银行。当董事会决定聘请一位“拯救专家”时，他们想到了董事会成员纽曼。

　　接手深圳发展银行时，纽曼面临的压力并不亚于之前的经历：当时深圳发展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排名倒数第一，还背负着高达144亿元不良贷款。就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后，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纽曼的表现被媒体评价为“以其政治家的技巧和银行家的专业，完全控制了会议的局面”。

　　在纽曼的领导下，4年里，深圳发展银行的存贷款规模翻番，不良贷款全部被核消，银行赢利则获得15倍以上的增长。

　　B=外滩画报

　　N=法兰克.纽曼（Frank.N.Newman）

　　“我刚潜进中国池子1米”

　　B：当年你是如何决定到中国来的？在受到邀请后，一开始有没有犹豫？能否向我们讲述一些其中的细节？

　　N：事实上，我当时只犹豫了30秒。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我并没有带着一个现成的方案来中国。

　　那时候，我已经是深发展的一名董事，对这家银行相当了解。我对于管理团队也比较熟悉，所以我当时是很有信心的。

　　B：当初刚到中国时，你说自己不了解这里的文化，现在你觉得这有所改变吗？

　　N：我很喜欢中国和中国人，而且我从我的中国部下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不过，在我来中国之前，其实我只看到了一个大池子的表面。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池子至少有100米深。现在，我可以说是刚刚潜进去了1米。

　　B：你来到深圳发展银行时，这个银行背负着144亿元不良贷款，那时你压力大吗？你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觉得自己的哪种方法在清除不良贷款时最有效？

　　N：如果一天可以工作24小时的话，我很愿意这样去做。

　　不良贷款其实是个长期的问题，也是很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监管部门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和帮助。

　　打个比方，清理不良资产，就象处理一潭污水。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污水的源头切断，不让新的污水再流进来；接着，我要做的是保证新贷款都是优质贷款，这样就把原来的污水慢慢全部排出去。

　　我们对于技术团队有着相当有效的激励机制，这样那些干净的活水就流了进来。早在去年年底，我们就已经把不良资产全部核消掉了。

　　“在深发展，我扮演一个导师的角色”

　　B：和国内其他银行相比，深圳发展银行是不是更加接近外资银行？目前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已占全行的30%，你们还特别专注于中型企业的贸易融资，并树立了“供应链金融 ”模式。你为什么会钟情于这个模式？是不是因为看好中国的出口贸易？

　　N：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其实，我们银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则——就是向银行业最好的业务发展。借用我最喜欢的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们有一只特有灵感的团队，他们懂得分析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我们并没有复制一些美国的银行或者国内的招商银行的模式，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面对着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

　　我想澄清一下，在深圳发展银行贸易融资方面，主要是国内贸易，国外贸易占的比例很小。因为，在中国有大量中型企业，它们特别需要银行提供服务。我觉得那些巨无霸企业，四大国有银行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深圳发展银行定位于中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比如出现这个“供应链金融 ”的品牌。

　　我还特别看好中国的零售市场，今后我们会在房贷、汽车贷款等方面加大力度。

　　B：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深发展全年净利润仍然保持了41%的强劲增长。那么，你能透露今年的业绩吗？

　　N：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深圳发展银行的三季报就要出来了，我当然不能透露具体数字。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上半年的业绩是同类银行中最好的。不过，这要排除民生银行，他们在出售海通证券之后，获得了大量的收益。

　　B：你曾经令很多问题银行起死回生，我们很想知道在所有这些战役中，那一桩是你最难忘的？

　　N：最难忘的当然是深圳发展银行。

　　20年前，我参加了美洲银行的改革；10年前，我参加了信孚银行的改革；现在，我来到了深圳发展银行。

　　银行都有共同的问题，但也有各自的特点。我知道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政府扶持银行改革的传统。但是，在深圳发展银行，我们靠的完全是自己。监管部门当然给了我们相当多的政策支持，但我们没有花政府一分钱，这是我最骄傲的。

　　在深发展，我扮演一个导师的角色。我从哪个国家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正好有这样一些特别的经历，我积累了经验，我可以将这些传授给银行里更多的人，我认为这是我应该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

　　B：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银行受到的冲击很小。你怎么看待中资银行？与外国的银行有何不同？就管理体制而言，中国的银行还有哪些需要改进？

　　N：事实上，我认为中国银行系统运作得非常好，而且正从全球同业中脱颖而出。中国很多银行在风险控制的管理上花了相当的精力，这样他们就能避免别人所犯的错误，不过多沉迷于运用复杂的工具。

　　“在美国财政部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有趣的一段”

　　B：你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现在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作为副部长掌管美国国家的钱袋子，和作为董事长管理中国这样一家银行的钱袋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N：哈哈，这也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两个钱袋子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财政部，我所要做得就是考虑到民众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这里面不涉及到赢利，也无需把财政部做大做强。我主要是通过政策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要在预算之内。我觉得在财政部的经历，也是我人生中最有趣的一段。

　　B：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当时你作为美国财政部的唯一代表，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共同负责处理这一事务，我们想知道你们当时是用何种最有力的措施稳定住局面的？

　　N：那一段日子，对于我来说是最难忘的。

　　当年，我的确和格林斯潘一起并肩做战，我很钦佩格老。因为那段日子，我还和墨西哥财政部的高官们成了好朋友。

　　那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用美元来支持墨西哥政府。我们假设市场的参与者都知道有美元在背后作强大的支持，他们就会充满信心；反之市场就会恐慌。

　　当时，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这次危机需要动用多少信用额度。经过测算，我们的结论是大概需要4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支撑。当然，这是最低的一个安全系数，是经过严密演算才推断出来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召开了一个重大会议，是在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办公室。他问，“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钱？”我回答说：“我和格林斯潘算过了，是400亿美元。”接着，我们只讨论了一小会。克林顿就很干脆地说，“那就400亿吧。”

　　实际上，我们只动用了400亿美元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没过多久，贷款都被收回了，我们没有花美国政府的一分钱。

　　其后，这场席卷整个美洲的危机，就被解决了。

　　如果你要问我哪段职业生涯最有趣，我会说是这一段。

　　B：你被授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奖(Alexander Hamilton Award)，这是美国财政部的最高荣誉奖项。你还记得拿到这个奖后，用什么方式庆祝啊？

　　N：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当年得奖的那一刻。当时美国财政部、国会以及美联储的官员都在场，时任财政部长鲁宾宣布我获奖时，我还楞了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奖。

　　B：政治家和银行家，你更愿意做哪一个？如果还有其他的选择，既不做政治家，又不做银行家， 你还想做什么工作？

　　N：其实，我一直很喜欢美式橄榄球。你知道今年的美式橄榄球中有一个40岁的出色球员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第一个60多岁的美式橄榄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