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专访崔健--“我只为自己打分”

崔健

9 月26 日，崔健在首届莱阳梨文化节大型文艺晚会上演出

崔健在片场执导拍戏

    专访崔健--“我只为自己打分”

　　9月，作为闭幕片，中国摇滚教父崔健执导的处女作电影《成都，我爱你》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10月，时隔20年后，崔健将在举办大规模的巡演，取名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V21”。在接受采访时，崔健认为“自己玩摇滚本身不是所谓的坚持，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娱乐，一种兴趣”，他尝试拍摄电影也不绝对不是玩票，而是，“一种补充，对自己的音乐也更有帮助，让他有了更多的客观视角。”

　　文/李俊 罗伦（实习）摄影/姜晓明 造型师/赵小龙

　　北京，下午3点，在CD 爵士酒吧等老崔。

　　酒吧还没正式营业，室内空荡、清静，记者和老板胡晓云闲聊。

　　“你们这帮玩摇滚音乐的人，却在爵士酒吧聚会，听上去有点讽刺？”

　　“我们年纪都大了，摇滚不时髦了，还是听点爵士，比较有文化。”

　　“这话你能对老崔说吗？”

　　“不管别人怎么样，他不能倒，他是中国的摇滚旗手，他要留下来，坚持扛着！”

　　这家酒吧位于东三环农展馆南侧，离崔健家很近，是他的主要活动基地之一，也是接受访问的定点场所。崔健，唐朝、零点、黑豹……凡是圈里知名的摇滚乐队，都是从这里演出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涯。

　　正聊着，老崔来了。他跟在经纪人后面，带着造型师，低着头进来，戴着那顶标志性的旧小白帽，帽沿遮住眼睛，肩上挎着个小肩包。他腼腆，不会主动和屋里的陌生人打招呼，找了个角落的沙发坐下，要了一杯热水。

　　对崔健来说，这才是一天的开始。20多年来，他每天凌晨3、4点睡觉，下午2、3点起床。崔健说话声音小，语速快，一张口就解释：“我真不爱接受采访，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说的话特蠢。”

　　学者周国平认为：“我越来越相信，虽然崔健被公认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但他的意义要超过摇滚，虽然他的出场比别的歌星更使观众激动，但观众对他的尊敬远非简单的偶像崇拜。”

　　现在，老崔开始把偶像崇拜的力量伸到电影。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他执导的处女作电影《成都，我爱你》被选为闭幕影片。“我拍电影绝对不是玩票”，崔健向记者强调。他对自己的电影充满谦逊、自我审视的态度。这时，他身体靠前，半弯腰，语速低沉。

　　只有聊到音乐时，他才会突然激动。声音变大，连肢体语言也会丰富起来。而对于胡老板认为他在苦苦扛摇滚大旗的说法，崔健几乎有些慷慨激昂地回答道：“我这不叫坚持，那些走的人是虚假的快乐，我是快乐，乐在其中！”

　　拍照的时候，摄影师试图让崔健手里拿着古董相机。递到他眼前，他瞅了一眼，“不成吧，一看就知道我哪里会玩这玩意……”他连碰都没有碰一下。

　　结束威尼斯电影节的行程后，崔健和其乐队将赶赴西班牙参加Madrid亚洲音乐节，9月23日在巴塞罗拉举办个人演唱会。10月22日，时隔20年后，崔健将在举办大规模的巡演，取名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V21”。

　　处女作奔威尼斯

　　“我有很多小白帽，今天这顶有些年头了，”崔健说。

　　9月12日，崔健罕见地穿上了黑色西装、白衬衣、黑皮鞋，踏上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红地毯。这身正儿八经的行头上面，他还戴着红五星的小白帽，帽沿照样遮住了眼睛，有种怪诞的讽刺效果。

　　“他是一个内心非常严肃的人，”周国平认为，崔健身上的有两面性，做着最大众化的文化，同时又对自己有刻板的要求。比如他拒绝和记者谈自己的生活状态，以及和女主角一起拍摄封面大片，经纪人解释：“他从来就没和女星拍过照，也不愿意”。

　　崔健对电影节并不陌生。1990年代初，他主演了张元的《北京杂种》，当时就去了鹿特丹电影节；后来拍手机短片，他去过洛迦诺电影节、釜山电影节等。在他看来，电影节是一个超市，一种销售。“我去就代表着，我愿意交流。我只会在乎，那一霎那是什么样子，那一瞬的曝光，观众是怎样的，我就是去享受那样的画面，得到一点反馈。”崔健告诉记者自己威尼斯之行的目的。

　　在影片《成都，我爱你》中，崔健执导前30分钟的未来篇，他自己命名为《川巴桑》。故事发生在2029年，谭维维饰演的桑巴女鼓手，她有两个愿望：能够找到当年在地震中救过她的小男孩和找到弄伤她表弟的男人。然后，她遇到黄轩饰演的功夫少年，却发现他既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也是仇人；纠结中，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影片的下半部由香港导演陈果执导。

　　公映后，崔健制作的影片音乐得到更多的好评，非常出彩。但他执导的部分因为太意识流，在短短的30分钟内，既有舞蹈、又有功夫，还要传递给观众大量的信息，部分观众无法及时消化，也引起了争议。

　　“我最想表达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能量，能量产生了人、产生了文化，可能我在影片中还没完全表现出来。我相信很多人会批评，也等着批评，我也渴望人们去批评。”崔健说。

　　2008年底，崔健接到中博传媒的老板陈伟明的电话，要找3位导演一起拍部感恩成都的电影《成都我爱你》。崔健说：“我不喜欢命题作文，但是给我1个月时间，如果我能想出故事就拍。”然后，从有想法、选演员、拍摄、成片、送审，整个过程连半年时间都没有，崔健的30分钟短片《川桑巴》出炉了。

　　影片还没拍完，他就收到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的邀请。穆勒说：“崔健是中国摇滚的灵魂人物，参加过多部电影的演出，这次首执导筒很让人期待，他有当导演这个能力。”

　　今年4月，崔健在成都拍摄第一场戏。探班的记者发现：老崔坐在监视器前却异常沉稳，除了商量事情，他在片场几乎不说话。崔健的解释是：“这个工作要用一种理性的方式。”

　　男主角黄轩透露：“崔健毕竟是音乐人，没学过专门的导演，他的思维方式很特别，不会讲究那么多基本的拍摄方式”。演员孟娟只是觉得，导演崔健性格沉默，不苟言笑。女主角谭维维则认为，“《川桑巴》非常意识流，手法很特别，不像专业导演的拍法，他是在用电影描述音乐这回事。”

　　崔健坦白地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擅长指导演员，所以现场话不多，主要是观察演员自身的表演。对于他能够掌控的地方，他一定会坚持自己。

　　面对这些争议的声音，导演陈果认为，崔健拍摄的部分本来也有难度：“将来真的是模糊，他很聪明地选了这部分，不过拍摄很辛苦，必须要从美学上做出东西来配合。”

　　　“老崔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等到下次他拍真正的长片，那才是考验，”陈果说。

　　崔健的触“电”史

　　崔健真正想拍摄的是音乐电影《给你一点颜色》。

　　早在2005年，崔健准备自编自导该片，并通过了电影局的立项报批。和崔健认识20多年的杜可风欣然受邀，要来担任该片的摄影师。

　　这部影片的想法来自崔健发行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专辑的合作方希望崔健能够拍摄一个同名短片，但不要超过3分半钟，崔健不肯做，他宁愿拍成一部真正的长片。该片以“文革”为引子，讲述的是两代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崔健希望通过几种颜色来表达他对成长的感觉，这部音乐片将涵盖了三个不同时代的音乐。

　　因为种种原因，该片搁浅至今。崔健告诉记者：“我觉得音乐电影和音乐还是不一样，投资人只会认为，这是一部片子，它需要一个导演。而且大多数人还是会去看市场、看剧本、看投资的数额，然后量力而为。”而且，他很清楚，很多投资人都在等着看他在《成都，我爱你》里的执导表现。

　　2007年，崔健拍摄了手机电影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电影这种艺术表达手法。片长只有8分钟，在网络上点击量高达千万次，评价毁誉参半。但是短片社会化效果达到了，一度占居内地各大视频门户网站的排行榜首，还入围了俄罗斯海参崴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和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中博传媒老板陈伟明评价说：“他所表现出的爆发力很惊人，很有成为大师级导演的潜质。”

　　老友张元是崔健第一部电影《北京杂种》的导演，他还执导了崔健数支单曲的MV。他很关心地问记者，老崔的新片怎么样。不过老崔的短片到了他嘴里，片名就变成了《谁捅了我的处女膜》，认为：“这部短片不太好，有点想法太简单了，也不够电影化。”

　　在张元看来，崔健是个优秀的演员。“他是个好演员，这是毫无疑问的”。张元说，“就像他以前演自己的MTV ，我觉得在中国的艺术家里，他是属于英雄式的人物，有理想，有强烈的自我救赎的愿望。”

　　1993年，崔健对着《北京杂种》的镜头，开场演唱《宽容》，这部影片成为中国摇滚黄金时代的最真实纪录。据说，这部影片的主创都参与了投资，摄影杜可风提供了德国胶片，为影片提供在香港进行洗印；崔健也自掏腰包20万左右；鹿特丹电影节出的是后期制作的钱；最后血本无归。

　　对于崔健而言，他从来都不屑于讨论自己的表演。“我没有什么演技，也不喜欢演戏，没兴趣，”崔健直接告诉记者。

　　2001年，崔健在俞钟导演的《我的兄弟姐妹》中扮演一位身为音乐老师的父亲，该片曾创下当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但是这次出演一直被崔健自己视为“人生污点”。

　　2002年，他为姜文执导的电影《鬼子来了》配乐，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崔健对姜文推崇备至，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创造了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奇迹。他在评价自己的配乐时，却说：“我做的音乐不值得一提。这片子里甚至没有音乐会更好，会更强，从片子的角度特别饱满”。 ‘

　　不过，他自己还是没有拗过和姜文的交情。2008年，在姜文的新片《太阳照常升起》中，客串了角色。穿着大衣、蓬着头发，蹲在地上画了几个符号，为纠结的姜文找到方向。

　　崔健承认自己看过不少电影。用他的话来说：“在中国做艺术的人，没事干的时候就是看碟，看多了，聊起来也就有的聊。”

　　崔健当年学小号，后来转向摇滚，很重要的一环节就是他喜欢上了乡村音乐，喜欢上了吉他。这些则是因为他当时看了部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片中的火车上，有个人用口琴吹Blues 。崔健透露：“乡村味的那种音乐，太好听了，然后我就学着写了第一首歌叫《我心爱的吉他》，特别朴实。”

　　导演身份对于崔健来说，只是多了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他挂在嘴上的仍然是那句话，“我究竟不是做电影的”，他的大量时间还会放在音乐上，摇滚乐始终是他的使命感，其次才是拍电影。

　　B=外滩画报 ( The Bund) C=崔健 (Cui Jian)

　　我的想象能力超过了制作能力

　　B：导演许秦豪、陈果都说您特别挑聪明，一上来就把《成都，我爱你》的“未来”部分挑走了，你怎么会选择那个部分去拍摄？

　　C：其实是笨鸟先飞。我能感觉到，他们都是大师，我是学生。片方问我，对成都有没有感觉，而我正好想出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就拍了这个。“未来”严格来说是“非现代”，“超现实”，也许不是未来的事，就是明天的事，是有关想象的事。它的难度就在于，通过想象力，应该如何证明给别人看。

　　后来发现，我们的运作能力和想象差别很大。也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远超过制作能力，包括时间、投资的数量、技术水平等，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认为，想象的主要就是画面，拿出来之后，马上就是等待着否定，只有通过否定，才会有再创作。但我已经没有时间这样了，初稿成了定稿，很多的遗憾都留了下来，只能凑活。到最后，原来的想象全部都无法实现，于是我就只能回过头去改剧本，来迎合现有的制作能力。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比方说，我们原来想制作出一个未来城市的感觉，但我们只能做出一种农村未来的感觉，就是在20年间不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场景：比如都江堰，树林。我就只能选择这样的画面，来“遮丑”。

　　B：第一次拍电影，你选用的演员居然都是“选秀”的选手，你怎么去驾驭这些和你一样没有经验的演员？

　　C：男演员是我选的，事先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演员是否是“选秀”，这并不重要，主要还是他的感觉和能力。女演员我是“二选一”，是在确定之后，才知道她也是选秀出身，我很意外。当然，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我只是觉得，如果我有时间，他们会表现得更好。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比较重视他们给我的感觉。一个好的演员要具备很多的素质，我目前刚接触演员的过程中，爆发力是第一考虑的素质，这两个演员都有。而且我是个音乐细胞很重的人，有点音乐感觉的人更能给我想要的东西。我在拍戏现场放音乐给他们听，就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爆发力。

　　B：无论是做导演，还是舞台演出，你个人都很注重“爆发力”，包括第一部手机短片中，你也在强调这一点。这是你身上惯有的风格之一吗？

　　C：我的电影技术不好，不会用美丽的画面，也没有流畅的叙事，这些电影基本功我都不行。但我做电影的冲动就是通过爆发来表现，如果这点都没有，我干嘛还做电影呢？我是在通过信息量和爆发力，来掩盖其他方面的不足。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我让很多朋友看完提意见，很多人说看不懂，也有人说挺好，觉得“这就是你了”。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也不希望自己说的话影响到了别人。我留下了很多遗憾，现在每天还尽可能地补救遗憾，把后期工作尽善尽美，只有到最后我才能说，到底有多少是我真正想要的。

　　B：您做电影的时候，会不会像做自己音乐一样，充满了反叛的精神，还要言之有物？

　　C：这个还是要根据投资人，不是我来说。这是个商务的事儿，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到最后就是创作者和投资者之间微妙的关系。所以，我的审美观会在关键的时候发生巨大的变化，会有矛盾的地方，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我最后递交出自己的作品。电影必须是一个商业的产品，最后才能真正成为电影。所有导演都想把它拍成成品，就是想给别人看，这很现实。我的反叛精神确实非常足，但是在做电影的过程中，必须要删减，会有妥协。

　　即使最后崩盘，我也不后悔

　　B：现在自己做导演，和以前给别人做演员时候，看待电影有什么不同？

　　C：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只有导演、编剧会觉得这电影是他的孩子，其他人都觉得电影是房子。导演会想：为了孩子好，以后要上学，要成长；但别人不这样，他们觉得房子是要用的，需要装修，各个工种就是装修队。理解上，肯定是有冲突的。以前没有体会到，那时和张元合作电影的时候，我还啥都不懂呢。至于姜文，还是音乐上合作更多。

　　B：这些导演朋友对您现在的创作，有什么建议和帮助吗？

　　C：我们的交流其实不多。但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鼓励更多。他们会给我看剧本，让我看他们的电影，我们的交流最多就是他们的鼓励，他们都不是吝啬的人。

　　B：您的第一部手机短片题材很细腻，是以女性视角切入这个社会性的话题，似乎和你北京爷们的性格不太一样？

　　C：其实那个短片也不全是女性视角，也是男性视角。我在生活中看到这些现象就很奇怪，怎么现在还很流行？我还到一些医院去做调查，好像这种生意还很好做。这本身就是一种污染，不仅仅是物质上、化学上的污染，还有劳力上的，同时也是观念上的污染。大家看完片后，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人们谈论的不是我的电影，而是我电影所说的这件事儿。

　　我发现很有意思，这个社会问题的支持率和反对率都在40%之间，两派势均力敌。当然也有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没有动作，没有很好的演员，也没有什么精彩的画面。但我相信，看的人会有人了解，这其实是通过女人来看男人的话题。

　　B：《成都，我爱你》里面，您的故事中，会有您想表达的社会性话题吗？

　　C：我最想表现的东西可能会成为敏感话题，这也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这个敏感的问题也在不停升级，因为艺术在升级。今天不敏感的，明天可能就敏感了。我所想表现的，比如说是“能量”。能量是一个很中性化的词，可以说坏也可以说好，但我觉得能量是好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变敏感了。所以，很多时候要学会自我控制，说难听点，就是“自我审查”；难听点就是“自我阉割”。在中国做艺术家，就必须学会这个，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对于很多年轻的听众或者观众，就意味着对他们影响力的放弃。

　　我相信艺术的力量，它之所以敏感，就是因为它太厉害了。大多数都愿意谈论美好的东西，像爱情，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更美好的东西。好像只有带气泡的甜饮料才最好喝，事实上，他们没有发现，带点酒精的可能在长时间里会带来更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遗憾可能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这个天平还没有偏向艺术家可以稍稍“过激”一点的这一方来。这就是代价，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有些敏感的东西只有靠自己去悟，只有看了片子才会明白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B：第一次拍30分钟的电影，就能去闭幕威尼斯电影节，对您来说意外吗？

　　C：我对电影节并不陌生。我也去过戛纳电影节，那种气氛对于做音乐的来说，可能音乐节会更像“节”，因为可以面对观众，享受这样一个狂欢。电影节对观众可能就是去看电影，然后会记住情节。但是音乐节就不一样，你可以听，听久了就躺着休息，音乐就是需要你忘掉很多东西。

　　所以，我去威尼斯电影节最大的意义，就像孩子去上学，如果我不去，我会很惦记；但是我并不在乎到底得不得奖，这个真的太不重要了。我曾经想过，如果这部片子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百分之六十，我就不去了。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很多导演在做第一个作品的时候，坚持不住，崩盘了，我相信观众也能理解。但最主要的是，你还不知道如何去交流。当我愿意去电影节的时候，就说明我愿意去交流。

　　B：这作为中国摇滚教父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大家对你的要求一定很高，您自身对舆论的压力大吗？

　　C：没有，我只为自己打分、为自己不留遗憾、为自己设定标准。“我会对得起自己”，当我面对媒体，我会这么说。确实这部电影会有很多遗憾，但我会拍着胸脯说，“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已经做了超乎一个导演该做的努力”。我也要说，“即使最后崩盘了，我也不后悔”。去威尼斯，我一定会带着很平衡的心态，不会太多地指责自己哪里没做好，因为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投资人对我的信任。

　　摇滚是一种精神上的娱乐

　　B：我记得你以前并不喜欢给别人做电影音乐，这次所有音乐都是自己包揽的，给自己电影配乐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C：一开始，我接受了制片方的建议，和别人做音乐。以前，我认为自己做电影音乐不够专业，可能会造成一些细节的疏忽，所以还是让专业人士来做。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是我不够自信所造成的。这些东西学起来很快，只不过电影音乐是一种服务性的音乐，它要服务于画面。现在，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做起音乐就更方便了，也不用多费劲，跟别人解释。

　　我自己来做电影音乐也不一定会给这电影加分了，但让别人做反而可能会“减分”。就是很平常的事儿，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感知到那个音乐的样子了。那种真正的配乐大师，既能满足导演的画面，又能满足音乐的品味，简直是万里挑一。大部分的电影可能就是迫于时间的压力等，到最后必须出一个作品，于是就出了，而结果可能大家都是有遗憾的。但在这部片子，除了我在音响控制方面的能力可能还不够，创作方面是不会有遗憾了。

　　B：您说自己拍电影有点属于“玩票”性质，这个说法只是为了让自己解压吗？

　　C：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拍电影是玩票！有很多人那么猜，朋友也那么看我，而我觉得自己是很严肃的。很多人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一段空暇的时间，有人开饭馆，有人开公司，有人开商店……还有些人无聊了就旅游，就吸毒，总之什么样的都有。我就是把自己的这些精力用来拍电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补充，而且这种不会让我觉得“没事干”的充实感也很有意思，并且对我的音乐也更有帮助，我有了更多的客观视角。

　　B：做完电影之后，对您做音乐帮助有哪些？

　　C：通过做电影，我对做音乐更有信心了。我长期在音乐上较劲，有时候会钻牛角尖，做电影让我回过头看音乐，更清晰了。同时也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做得轻松一点，原来可能觉得自己有些脱离现代音乐这个潮流了，缺少最先进的技术什么的。但现在回过头才发现，这都是工具，你所想真正表达的东西只有一个，可能只需要一把吉他，一把琴，就行了。

　　B：很多人都离开了，摇滚音乐也不景气，朋友们认为你还在坚持，您仍然觉得自己肩负着摇滚的使命感吗？

　　C：摇滚本身不是所谓的 “坚持”。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娱乐，它是一种兴趣。不要说摇滚是“坚持”，好像在吃苦，干体力活，其实摇滚不是。在所谓的坚持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回报就是享受生命、生活。你没必要去想，到底坚持是为了什么理想，虽然我有时候表情很严肃，但这个过程还是很快乐的，别人可能体会不到。我觉得自己要比那些我认为颓废的人要快乐得多。有些人为了迎合市场改变了自己，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我不觉得他们快乐，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掩饰，让别人觉得他们是快乐的。甚至在他们无聊的时候，他们需要做很多空虚的事情，这在我看来就是颓废。当然，他们也会觉得做摇滚是颓废，这就是价值观和审美观造成颓废观的差异。人一直不动脑，一直为了利益而活，到了后来，围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为了赚钱，为了利益，那是空洞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生活是很颓废的，他们才需要坚持。

　　B：很多年里，你都停留在文化愤青的状态里，现在年纪大了，这种客观变化，影响到对你个人的性情、反叛精神的变化吗？

　　C：年龄大了，平衡点不一样。你所要肩负的东西很多，就像一个扁担，你要挂两个筐，才可以平衡。现在，我的生活，我的精神，就像两个筐，如果要运动，就得找到平衡点。年轻人不需要的，因为筐里没东西，他们可能只需要提着走就行了。所以，年纪大的人行动也会慢，但是他们一旦发力，两筐的东西爆发出力量来，年轻人是赶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