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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狱警专管患艾滋病犯人 称尊重是最好疗法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年10月23日08:03

  专管患艾滋病犯人的青年狱警

  本报记者 张文凌 通讯员 张凤仙

  今年国庆期间,王东(化名)终于回家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的中秋。这是他工作近5年来,第一次回家过中秋节。

  王东是云南某监狱的青年警察,与其他警察不同,他是一名艾滋病犯专管警察,一个人管理着几十名艾滋病犯人,是云南监狱系统中管理艾滋病犯人最多的警察。

  9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与王东一起前往他的责任管理区。监狱大楼的4楼“特殊病犯区”牌子上笼罩着隐形的压力。

  4年前,王东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这个封闭的监区。当那些患有艾滋病的犯人用复杂的眼神看着王东时,他很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可是脸僵硬得一点笑都挤不出来”。

  这是王东第一次接触如此多的艾滋病患者,而在此前,在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读书的他只见过两例艾滋病感染者。从监狱医院调到这一监区管理几十名艾滋病犯人,王东有些无所适从。

  “突然进入到一个我不了解的人群中,我觉得很害怕,怕遭到他们的袭击。”王东说。

  这不是王东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犯人中艾滋病患者增多,监管设施简陋、管理经验欠缺、改造对象复杂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管理好这些特殊犯人,让他们出狱后不再有害社会,成为目前所有监狱面临的问题。

  在紧张和不安中,王东度过了他工作以来最难熬的两个月。每天早上8点,他首先到4楼去看望他所管理的服刑人员,问一问每个人的情况,并提醒他们添加衣服、不能感冒。犯人身体不舒服了,他会用手摸一摸他们的额头或身体、用这一细微的动作来告诉病犯他不害怕艾滋病。

  两个月后,王东放松了,他发现,“尊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王东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每个服刑人员按姓名字母的编序标签,记录着他们的电话、身体状况、情绪和日常改造的细节。如“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家信”、“某年某月某日病了”,这样王东能了解每个人对什么事情在乎,找他们谈话时也更有针对性。记者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这样一行字:“2月7日,起床时碰破头。”王东说,艾滋病犯一旦出血,哪怕只是极小的伤口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染到血迹的污染物和伤口都会对他人形成传染,处理好细节才能防止罪犯交叉感染。

  2007年12月24日,患有肺结核和艾滋病的犯人王某发病住院,他不断咳血并连续口鼻流血。擦血的纸巾很快堆满废纸篓,整个隔离病房充满了浓浓的血腥味。绝望的病犯拒绝医治,并企图自杀。

  尽管内心充满恐惧,但王东仍然坐到了这个犯人的面前,守了他一个下午,终于说服他配合治疗,度过了危险期。

  2008年7月,9名服刑人员在服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后,因为药物反应,吃不下饭,不断呕吐。王东找来几个鸡蛋,煎得黄黄的,送到每个人的床前,总算让他们吃下。

  4年来,艾滋病犯人成了王东最牵挂的人。有时外出参加培训到晚上11点,他也要回到监区看看病犯有什么情况。对于想学技能的服刑人员,王东想法找来各种书籍让他们学习,“开卷总是有益的”。大年三十,别人回家吃年夜饭了,王东还在和病犯谈话。“我担心他们因为想家而思想波动。”他说。

  在他的管理下,艾滋病犯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位姓王的服刑人员说:“在我们失去自由、失去亲人的情况下,王警官比我们的亲人还亲。”另一位姓蒋的服刑人员说:“我来这4年零4个月了,能遇上王警官是我修来的福分。”

  由于这份工作风险大、职业很容易暴露,王东至今没有找到女朋友。与同龄人相比,他的生活也朴素得几近简单。每天坐公交车上班,步行到监区,业余时间在图书馆度过。

  曾经有他管理的病犯亲属找到他,希望办理保外就医,并许诺给现金一万元。王东谢绝了。当时病犯家属觉得不可思议:“许多人变着法子捞钱,你这个年轻警察送到手的钱都不要?”

  但是对于那些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家庭特别困难的病犯,他竭尽全力办理手续,主动与监区其他警察一起把病人送回偏远山区,亲手交给家属。

  4年来,王东一次次用“不离不弃”挽救着一个又一个痛苦不堪、绝望无助的艾滋病犯,而他自己却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也想过放弃,但是“责任”让他觉得卸不下这副担子。“这些患病的服刑人员内心比其他服刑人员更加扭曲和沉重,总有一天他们会结束服刑回到社会。善待他们,即使不能完全感化他们,也要让他们心存善念,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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