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法院治理司法腐败系列反腐大动作引关注

　　开通院长电子邮箱、司法拍卖实行电子竞价、执行权打破包案终身制……近期以来，重庆法院的一系列反腐大动作相继出台，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比任何腐败都可怕，它污染的是社会正义的源头之水。重庆法院进行的改革，已经成为司法反腐的破冰之作，为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司法反腐这个主题提供了契机。

　　在近日召开的重庆高院智库专家论坛上，专家们以“司法廉洁和制度创新”为主题，与重庆法院法官一道就司法廉洁的理念、机制与实践保障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治理司法腐败，没有特效药。”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桂明所言，治理司法腐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他同时指出，“治理司法腐败尽管艰难，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院长监督要克制不越界

　　画外音2008年7月，重庆法院向社会公布了全市三级法院46名院长电子邮箱。截至目前，共收到邮件近7000件，其中重庆高院院长钱锋收到2200余件。钱锋的电子邮箱共收到反映违法违纪问题的邮件200余件，交办到各中、基层法院和本院各部门的146件，有11件被查证属实，有3人被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重庆法院出台的包括院长电子邮箱在内的各种监督措施，加大了院长的监督权。但是，院长的权力加大以后，会不会带来新的腐败和司法不公？”

　　腐败是权力的影子，权力的转移会带来腐败的转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的这个问题很尖锐，直击要害。

　　紧接着，陈桂明指出，院领导的监督应当有界限，否则监督权可能变成对案件的实际控制权。

　　对此，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回应说———

　　到重庆高院履职两年来，有时候我也感到困惑：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自清，甚至是重庆三级法院几十个院长的力量，到底能不能够解决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

　　我的看法是：仅仅依靠“一把手”的自清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是我相信，只要“一把手”干净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司法廉洁，实现司法公正。

　　关于院长电子邮箱，所有的邮件我基本上都予以回复。但是我只批转两类案件：一类是关于弱势群体的信件，一类是反映司法作风的信件。对于其他大量有关平等主体间的纠纷案件，我只要有关单位汇报结果，至于过程，则不去过问。

　　作为法院院长，我既有政务管理的权力，又有审判管理的职责。权力很大，一不注意，就可能超越权力行使的边界，监督就可能变质。因此，作为院长还必须对权力行使保持克制和清醒。

　　良知与制度是反腐“两面体”

　　画外音将司法拍卖全部放在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执行权一分为四，打破包案到底，法官碰红线要“终身禁业”……为遏制腐败，实现司法廉洁，重庆法院致力于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分权制衡、信息公开、监督制约多头并进，挤压暗箱操作空间。

　　推进司法反腐，制度建设是关键。

　　陈桂明认为，重庆法院推出的执行权改革等制度创新，对于遏制司法腐败将产生明显的效果。

　　有专家指出，法官执掌生杀予夺的审判大权，如果没有秉持公平正义的良知与德性，无论制度如何完美，终也挡不住腐败的阴影。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反腐败方面，制度建设和法官的良知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对良知的追求绝对不能够脱离开制度设计。好的制度可以使想做坏事的人不敢为，坏的制度也会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

　　对此，钱锋表示，制度和良知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法官的良知是什么？实际上很简单：不枉法，或者再加两个字不贪赃枉法。“我要求重庆三级法院的法官通过我们的教育，通过我们的制度设计，做到不枉法。”钱锋说。

　　良知是内化于心的，不像制度设计那样可以有外在依托。法官的良知应该如何培养，如何塑造？

　　钱锋认为，大学法科教育应当承担起培养法律人的使命，塑造有法律信仰、有职业伦理的优秀法律人。

　　“大学教育自身难以承担起良知塑造的使命。”四川大学教授龙宗智指出，良知养成靠的是长期的熏陶，这是全社会的责任。

　　徐昕认为，法官的良知培养是需要条件的，尤其是要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

　　反腐不能背离司法规律

　　画外音出现问题之后，下猛药治理，往往会违背司法规律，矫枉过正。合理的反腐制度一定是建立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

　　“重庆法院的改革，一定要尊重司法规律。”钱锋掷地有声地说。

　　对此，专家们一致表示认同。陈桂明举例说，一些法院为了解决法官的违规违纪行为，提出“零投诉”的标准。这实际上是违反司法规律的。

　　“去年一年，我国法院受理了1000多万件民事案件。法官不可能让每一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满意。”陈桂明认为，要消灭投诉根本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投诉受理与查处机制。

　　谈到司法公开，徐昕认为意义重大。“但是，司法公开也必须尊重司法规律，不能为公开而公开，不能过度公开。”徐昕解释说，司法公开的内容与方式应当考虑社会的需求，考虑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不能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

　　有些法院为了便民，将法官的手机号码向社会公布。徐昕认为，此举不可取，“这会让法官变成公众人物，使他成为一个透明的人。不仅如此，公布手机号在便民的同时，也会让某些投机者易于联系法官行不法之事。”

　　司法公开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徐昕认为，如果一个法院仅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开，而不注重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种公开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