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中国未来地缘政治走向

　　问：中美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吗？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尚看不到任何足以使美国动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的矛盾或冲突。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正一心一意从事和平建设，不想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更不愿同美国打仗。即使在美国极度敌视中国的年代，周恩来总理也明确表示过：“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问题在美国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崛起，也一直担忧中国崛起后会同它争夺霸权。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会极力牵制、遏制其他大国的崛起，包括中国。美国甚至会暗中支持一些小国给中国捣乱，美国更乐见一些小国同中国打仗，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它自己不会亲自出马。

　　中美两国虽然存在分歧和矛盾，美国国内也确实有一些坚持冷战思维的反华势力，但双方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对美国的价值和意义更大，更重要。对中国开战，并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和长远战略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之广、数量之大、关系之密已到了“一损俱损”的程度，恐怕没有任何美国企业家愿意看到美中交战而使自己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再说，还有一个制约中美之战的因素是核武器。核战争会改变战争形势，使得战争没有胜利者，战争的结果是共同毁灭。

　　如果美国某些战争狂想对华挑起战争，那后果会异常惨痛。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胆敢对中国发动战争之日，就是其超级大国地位走向彻底崩溃之时。因此，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问：中国是否会重视与美国发展关系而忽视欧洲？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的外交不是单向的，不是非此即彼式的，而是全方位的。重视中美关系并不意味着就会轻视中欧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更重视搞均衡外交，即同世界所有重要力量都发展关系，同步前进。

　　从对美关系来看，中国会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而中欧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是重要前提。

　　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利益的冲突，不存在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对世界的看法有更多共识，经济上具有很大互补性。中国对欧政策不会变，也不会厚美薄欧，亲美疏欧。

　　问题是，欧洲有些人习惯于把自己看得过于优秀，总喜欢对中国的事评头论足，甚至指手画脚。面对中国快速发展以至超过欧洲主要国家的现实，他们觉得难以接受，心态发生了变异，开始对中国疑神疑鬼。有的人甚至试图以对中国态度强硬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公然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并美其名曰“不向中国叩头”。也有的人想走“联美抗华”的老路。这尽管是少数人和部分媒体的言论和作为，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欧友好合作的氛围。

　　中国对欧的积极态度从未改变，现在需要的是，欧洲那些人真正放下身段，面对现实，扩大和深化与中国互利共赢合作。

　　问：中日会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历史、领土争端吗？

　　受访者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如果说中日之战还存在一点可能性的话，那就是日本首先发动对中国的进攻，就像历史上的多次中日战争那样。然而，随着中国崛起，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趋向于零。

　　亚洲之大，世界之广，为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山不容两虎”的思想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坦率地说，世道变了，中国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贫穷弱国，日本也不再拥有对华发动战争的条件。世界大势，人民意愿，共同利益，都是“中日不再战”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历史认识问题(历史观)和历史遗留问题。在未来60年内，政治性的历史问题将逐渐减少，学术性的历史问题会依然存在，但社会影响力比较小，难以成为民族主义的较大根源，因此产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领土纠纷方面，主要问题在于中日两国缺乏互信基础，另外还有美国因素参与进来，因而在未来60年内解决的可能性不大，稍有不慎也会引发局部武装冲突。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此基础上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展，两国人民之间的认可度逐渐提高，适应对方的发展与变化，领土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影响将大大减弱，中日两国有可能达成共同开发及共同利用有争议地区的协议。

　　 问：中国会和俄罗斯结盟吗？

　　受访者

　　王郦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十分明确的，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支持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反对另一国或集团。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是建筑在两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关系，是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也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

　　西方有些人的想象力特别丰富，但这些想象多是出于主观臆断，而缺乏甚至没有可靠的依据。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加强成员国所在地区的安全，西方就有人耸人听闻地散布上合组织将成为东方的“北约”。真怀疑这些人是否读过上合组织有关文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会结盟，同样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臆造。

　　中国会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结盟”是中国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确立的，是一个战略选择。如果中国结盟，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会得罪许多国家，特别是同盟友有利害冲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此外，结盟还有可能影响本国的独立自主性，而中国外交一直坚持独立自主。

　　问：中印必有一战吗？

　　受访者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马加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有可能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与摩擦。

　　总体上中印两国的关系会继续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比较健康和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制约着中印关系的快速发展。

　　第一是中印两国一直没有划定边界，两国对于边界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第二个问题是西藏问题。现在达赖流亡政府就设在印度土地上。尽管印度政府的官方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达赖集团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但是事实上，达赖集团经常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比如在印度进行示威游行，通过印度和尼泊尔向中国渗透等等。第三个问题是两国关系涉及第三方因素，比如和美国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可能会逐步得到解决，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建立政治信任，战略信任，以及军事信任。

　　再一个方面，就是中印两国应该加强在地区关系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这也有助于增强双方的互信，因为中印两国在主张国际新秩序，主张多极化，主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制度上是有共同利益的。

　　问：周边国家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附庸？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周边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富邻和安邻”是中国对周边的长远的根本大策。

　　周边国家大小、强弱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各异，但中国坚决遵循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尊重周边各国的国情和选择，决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坚持在“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友好合作，推动建设和谐的周边关系。

　　中国曾受尽列强的欺凌，有过惨痛的历史遭遇。因此中国明确地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一直遵循这一古训，历来把周边国家视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平等合作伙伴，而从来没有迫使周边国家成为自己附庸的意图。散布周边国家成为中国附庸的言论，实质是企图挑拨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

　　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附庸。历史已经证明，附庸是累赘。

　　 问：中国会把新兴国家当成中国商品的倾销地吗？

　　受访者

　　张燕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新兴市场不会成为中国商品的倾销地，而会成为中国与新兴国家共享发展的合作地。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核心能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曾指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区别背后的一个关键事实是，市场没有祖国，政府却有。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中国就要在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

　　实际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予人们许多重要的启示和思考。其中之一，正是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进程。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于强调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却忽视了全球无序开放和竞争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断恶化，进而扩大而不是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一步增强了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等全球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融资产的能力，同时却造成了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进而增大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和遭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钱大量流向发达国家的事实，造成了穷国为富国实现居者有其屋和改善福利进行融资的同时，却进一步恶化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环境，最终使作为金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所遭受到的伤害，远小于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伤害。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该更加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另几个侧面，其中包括以发展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合作，以有利于发展为目标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开放和改革，以关注发展问题为新视野的低碳社会建设、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等。

　　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加工厂？

　　受访者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

　　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必然会导致产业发生转移。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产业转移到周边国家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转移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那里的生产制造成本未必低于世界其他地方。此外，把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放在一起来看也不太科学，因为每一个具体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一样。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产业转移最好的选择是非洲国家。非洲许多国家的官员、企业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希望中国把适合非洲需要的技术与设备转移到非洲去。因为这些技术和设备虽然在中国面临着转移，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旧的设备，也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合适的技术。相反，大量的技术、设备都是新的，是非常好的，是特别适合非洲的需要的。

　　但是因此说，未来几十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会成为中国的工厂，那是不正确的。就目前来看，在这一地区，中国企业比美国企业要少得多，比欧洲企业、日本企业也少得多。

　　让下一个经济奇迹在非洲再现不是没有可能的，它的发生需要世界的合力。如果非洲要尽快发展的话，它就要成为全世界的先进国家积极参与建设的一个大工厂，其中会有中国的身影，但中国不会是唯一的。

　　问：中国会掠夺非洲资源吗？

　　受访者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

　　国际上一些媒体炒作的所谓“中国在掠夺非洲资源”的说法并不公平。中国有资源进口需求，而矿产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有将本国资源输出、转换为资本的需求，所以这是自愿、互惠的市场行为。

　　从理论上来讲，每个国家的资源都会逐渐因使用而枯竭，而最先枯竭的肯定不会是非洲，这是非洲目前最大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非洲不把资源拿出来开发的话，它要改变落后的面貌也不可能。非洲需要把资源的优势变成发展的优势，它迫切需要开发资源，建立工业体系，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而中国恰好可以充当合作伙伴的角色。

　　非洲国家现在普遍向东看，所谓的“向东看”就是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与非洲在资源合作方面一直是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是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的。非洲在与中国共同开发资源的同时，其国民经济和社会综合水平正在不断发展提升。

　　事实上，中国与非洲之间联系的纽带不仅仅是“资源”。过去10年中，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规模增长10倍，中国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高达1070亿美元。

　　其实，一旦世界接受了一个变化了的非洲，接受了一个发展了的中国，接受了中非的新合作关系，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和担心了。

　　问：中国人会不会跑到非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大规模包种土地？

　　受访者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事实上，所谓农业“走出去”的探索，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在做了。中东及北非地区一些农业资源匮乏但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有类似的考虑，利比亚与号称世界“大粮仓”的乌克兰在进行种植小麦的商谈，沙特阿拉伯也将在海外投资农业及牲畜养殖项目，而韩国和日本都在拓展海外农场。

　　有报道说，日本在海外拥有1200万公顷的农田，面积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韩国也曾有数十家企业“走出去”，在阿根廷、俄罗斯、蒙古、中国、东南亚、澳大利亚种地，但有些并不成功。2009年4月，韩国还在蒙古以无偿援助的方式获得27万公顷的土地，将来可用于种植。

　　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在食品供应压力的推动下，中国正将目光投向全球农场，考虑在“海外屯田”种粮，并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

　　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经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所提出的农业“走出去”战略不是海外屯田计划，中国也没有海外屯田计划。

　　中国农业“走出去”主要是像《纲要》所明确的，在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这个粮食是广义的，包括大豆、食用植物油。当然，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以多种方式和当地开展一些油料作物种植、粮食生产、蔬菜、水果生产，应该说国家政策也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去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条件进行的，但并不是中国的农民或者企业到海外去购买，或者长期租用其他国家的土地，大量地种植粮食。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靠“海外屯田”来解决粮食安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立足自己来解决。

　　 问：“金砖四国”能与八国集团比肩吗？

　　受访者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

　　“金砖四国”中的这四个国家现在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无论是在领土、人口，还是在文明、思想创新方面，都不可小觑。像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国际地位较高，再加上军事和外交上的实力，从哪方面看都是大国。

　　不过，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中，这四个国家加到一起，甚至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加到一起，与八国集团相比，差距都还是非常大的。

　　在未来60年里，如果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和现在一样，也就是说“富国俱乐部”成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非“富国俱乐部”成员上升，那么，“金砖四国”达到与八国集团比肩的程度，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不过，如果把“金砖四国”看成像八国集团那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内部的差异非常大。比如中印这两个相邻的大国在亚洲的恩恩怨怨已经演绎了几十年了，除了领土问题以外，两国都是崛起的国家，肯定会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一面。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也在地域上相连，俄罗斯拥有着巨大的领土面积，即使是人均领土面积也是很大的；而中国领土面积只大约相当于俄罗斯的一半，人均方面要更少，俄方一直担心中国觊觎其西伯利亚的领土，担心中国崛起后，下一代人是否会承认现在两国的边界条约，会不会要回当年沙俄占有的土地。巴西与欧亚大陆这三个伙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四个国家最终是不是能团结在一起，克服分歧与差异性，在全球政治上与西方平衡，还很难说。

　　问：中国会发生类似“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吗？

　　受访者

　　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

　　不是说一个国家强大了，就会变成全世界的敌人。只有总是试图干涉别人，才会引起仇恨。中国采取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能避免类似“9·11”恐怖事件的发生。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上升，影响力也在扩大，但是中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所奉行的外交原则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不同于西方的扩张式的或者说带有很强侵略性的外交扩张政策。

　　中国外交的总体思路，是承认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包括各种民主价值观、各种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共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寻求的是共赢、多赢，构建和谐世界。无论中国今后的实力发展到何种地步，都不会采取美国那样的外交战略，对外输出价值观，要对别国进行民主改造、搞“颜色革命”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会存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矛盾，有些矛盾甚至可能暂时激化。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未来60年内，要完全避免一些稍具规模的恐怖暴力事件也是很困难的。

　　随着我们反击力度不断加大，“疆独”和“藏独”势必会负隅顽抗。这时候，他们更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可以说，“疆独”势力和部分“藏独”势力的暴力化倾向已经成为定局，甚至在一定时间段内，他们的恐怖暴力活动逐步升级的趋势可能会凸现。

　　此外，我们还要应对一些其他的威胁。比如随着国内矛盾的凸现，可能会导致极少数对社会不满的人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尤其是如果这部分人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他们将是我们面对的主要威胁。

　　问：中国会不会与其他国家发生海上冲突？

　　受访者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在海洋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线等对中国将会越来越重要。中国有句老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上活动越来越多，发生海上冲突的可能性必将会增加。

　　中国附近海域的部分大陆架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我们已经开始在东海进行油气资源开发。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底，据说可能有一个相当于中东石油储量2/3的大油田。所以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主权问题，还有重大的能源资源利益。

　　中国在南海地区面临的争端也非常突出。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在那里已占领了40多个岛礁。他们为什么要占这些岛礁？实际上也是为了海底的石油、可燃冰等重要战略物资。当然对于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岛礁争端，中国会本着友好协商的基本原则，尽可能处理好，避免出现擦枪走火。

　　影响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稳定的，除了与一些国家的海洋权益争议外，海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相对而言中国与海盗这样的非国家海上力量发生冲突的可能要更大一些。中国在一些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益越来越大，比如马六甲海峡、索马里海域等。现在我们每天有近100艘大船要通过索马里海域，将来会更多，所以这些地区的安全畅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环球杂志2009年第20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来源：《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