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绝不能让开胸、断指求公道成为常态

　　河南开胸验肺事件给全社会造成的严重心理伤痛还未平复，前不久，上海又发生了断指自证清白惨剧！旧痛加新伤，令人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从调查结果看，在河南的开胸验肺事件中，还没有发现与金钱、利益等直接挂钩的贪腐问题。逼迫青年工人张海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非要开胸验肺的，主要是一项法律的“先天缺失”。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诊断要由当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进行，而且必须有用人单位提供的必要详细资料。职业病诊断的垄断，为寻租留下了空间；鉴定是否罹患职业病，必须征得雇主的“书面批准”，这就给企业留下了“灵活掌握”的余地。显然，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这种规定是很不公平的。而张海超就是这一法律缺失的直接受害者，工作3年多后，虽然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必需的资料；唯一握有生杀大权的郑州职防所，却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在继续投诉无门、乞求无效的情况下，28岁的他才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以求真相。张海超的这一刀，不仅指向无良的企业主，指向冷漠的职防所，更指向不合理的法律条款。当然，这一令人震惊的举动，也引起了多级执政者的密切关注，终于以权纠正了法造成的错失。因此，在尽量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人们更注重相关法律的修订与完善。因为单独事件没有发现直接的权钱交易，不等于所有案件都清白如水；只有从制度上彻底割断可能产生利益勾连的链条，才能根绝弊案的发生，使公民权利受到更可靠的维护。

　　如果说开胸验肺，还只是对法律缺失的抗争，那么断指自证清白，就不止是对“缺失”的拷问，而且是对权力部门畸形执法、甚至公权滥用、以权谋私的谴责与控诉。因为在开胸验肺事件中，尽管某些相关方面的表现很差、应该受到严厉批评与相应追究，但他们还可以“有法可依”为推脱，而上海的相关执法单位，却很难摆脱利益驱动、诱导违法、为罚执法的嫌疑。浦东新区对断指自证清白的“孙中界事件”组织的再调查，否定了区城管执法局先前“不存在"钓鱼"”的调查结论，认为其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并就此公开道歉。新华社则清清楚楚地指出，事发当晚孙中界搭载的男子陈某某并非普通乘客，在当天整治非法营运的行动前，南汇区原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就将执法信息，通过蒋某某告知了陈某某，而陈某某就是“钩子”，蒋某某则是其“钩头”。也许上海近期多桩诉讼案的原告，并非都是被诱导“上钩”的“冤枉鱼”，但上海闵行区的“辉煌业绩”，却怎么也难以驱散为罚而“钓”的疑云。报道说，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两年时间黑车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这只是上海的一个区，其它区恐怕也不甘落后吧。有报道称，执法大队与“钓钩”存在双赢的利益链，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不同区开出不同的回报，闵行区的“钓钩”每“钓”到一“鱼”，可得300元人民币，宝山区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既有“协助执法”的美名，又有相当丰厚的实利，难怪会有那么多“勇夫”甘愿充当“钓钩”。而数以千万计罚款和超额完成指标的“辉煌业绩”，又会给执法机构和人员带来怎样直接或间接的名利实惠？恐怕就属于“机密”之列，是不便像辉煌业绩那样公示的。但同样无法公示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却在这种行为中一次次遭受着严重的暗伤，公民道德一次次遭受深深的摧残。

　　河南开胸验肺，“出事”的是医生；上海断指自证，涉嫌的是警察。担负救死扶伤重责的，自己却得了重病；负责维护社会公义的，自身却走偏了路，这怎么能使社会正常健康地运转？令人欣慰的是，河南省的领导没有护短，督促了事件的顺利解决；上海市的领导也没有迟疑，责令重新调查，务必查明真相。这无疑又还公众以信心、以希望。

　　开胸验肺是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钓鱼”式执法并非上海市独有。因此需要反思的绝不只是河南、上海的领导和民众，反思的内容也不应仅局限于怎样防止再出现“开胸”和禁止用“倒钩”来打击黑车。笔者以为，如果不从立法、执法两个大环节着眼，不有效剔除暗藏在法律法规中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私货”，不有效禁止包括执法权在内的公共权力的私用、滥用，保证公民合法权益就会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许多方面变成空话。而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是绝不能让公民以开胸、断指一类极端行为谋求公道成为一种常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