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老大受审 检方勾勒“红顶黑帮”敛财路线图

10月26日，庭审现场的黎强(前排左一)和其余被告人

　　检方勾勒“红顶黑帮”敛财路线图

　　10月26日，身家过亿的前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涉黑”团伙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公诉机关指控，黎强作为渝强公司、强劲公司、黎强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上述公司实施非法经营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参与非法经营数额为1．2亿余元，违法所得5711万余元，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渝强公司、渝强出租汽车公司、黎强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上述公司实施偷税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参与逃避缴纳税款6224万余元，数额巨大并占应纳税额30％以上。

　　检方指控称，以黎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强占重庆市客车市场份额的惯用手法：先投入车辆进行非法营运，然后采取拦车、砸车、堵路、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客运公司，并通过上访及集体上访、制造群体性事件向政府施压，伺机获取营运指标，并最终确立在重庆客运市场的强势地位。

　　施压

　　拦公交车放气向政府施压

　　检方指控的一个典型案例，勾勒出黎强集团的敛财路线图。

　　2000年9月30日，黎强旗下的渝强公司在未取得正式营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通鱼洞（重庆市巴南区政府所在地）至沙坪坝线路，与公交公司人员发生纠纷。

　　当天，黎强决定由来有刚等人带领车主及部分家属到巴南区试车道（系省道）拦堵公交公司客车。16时许，他们将公交公司310、327等线路的数辆客车强行拦下，并给车辆轮胎放气，造成过往车辆被堵两个多小时，省道渝合公路交通大瘫痪，大量乘客和附近居民的出行受到影响。

　　10月2日，因渝强公司的两辆客车被公交公司人员拦停、放气，为报复公交公司，同日，黎强安排人拦截公交公司一辆310路车，群殴对方驾驶员，致其受伤住院22天。随后双方公司人员相互拦车，造成车辆堵塞，交通瘫痪。

　　10月5日，为使擅自开通营运的鱼沙线能获得营运手续，黎强等人开会商讨，并决定由来有刚等人组织到市政府上访，将事情闹大，迫使政府出面解决。

　　10月6日上午，来有刚等人分乘两辆渝强公司的客车，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打出横幅、高呼口号，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

　　2000年年底，经有关部门协调，渝强公司最终获得了鱼沙线11辆客运车辆的指标，而公交公司只获得了9辆车的指标。

　　2006年5月8日，黎强公司所属的羚羊出租车在重庆长安铃木汽车公司4S店加机油造成发动机出现故障或动力不足。黎强获知后，组织何永红、来有刚、伍树峰和部分经营车主开会，商定先由车主开车与来有刚一起去找铃木公司协商，协商不成就堵塞铃木公司大门，以达到换车或者换发动机的目的。

　　同日下午，来有刚组织出租车主等80余人到巴南区鱼洞铃木公司大门，双方协商未果。

　　5月9日，在来有刚组织下，100余辆出租车、200余名经营车主、驾驶员及亲属相约到铃木公司大门处围堵，制造群体性事件，现场聚集围观群众上百人，铃木公司及外围交通道路全部中断，造成铃木公司物流通道阻断累计达5小时，停产达3小时，损失总额达62.81万元。后被告人黎强出面施压，铃木公司被迫满足其不合理要求后才得以疏通。

　　手法

　　拦车堵门是家常便饭

　　公诉人用了2小时10分钟才念完长达59页的起诉书，其中，指控具体违法事实的部分就有32页，指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列举了3项事实，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则列举了4项事实，寻衅滋事罪列举了8项事实。

　　这些指控显示，拦截竞争对手的车辆、围堵大门等做法，是黎强所掌管的公司的家常便饭。

　　一个典型案例是，2004年7月，重庆冠忠（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65线经批准延伸至巴南区民主村，与渝强公司鱼朝线部分重合，影响到渝强公司利益。被告人何永红指使鱼朝线车主对365线进行拦阻。

　　2004年8月10日至12日，鱼朝线车主连续3天对365线车辆进行拦截。在8月12日，拦阻时间从上午8时许持续至下午14时许，引发渝黔路渝南大道从南坪7公里到南泉炒油厂一段交通瘫痪。公安人员赶往现场进行疏导时，参堵人员仍不听劝阻，继续拦堵。后何永红代表渝强公司参加巴南区政府就该堵车事件组织的协调会，并坚持不同意延线，365线被迫停止延线，至今未开通。

　　2006年5月，渝强公司与挂靠该公司的27位车主因车辆报废问题产生纠纷。车主多次到渝强公司要求解决此事，引起被告人黎强的不满。2006年8月3日下午，在被告人黎强的授意下，被告人来有刚、黎德明邀约被告人陈万友、郭显立、蒋强、雷恩科、邓成伦、陈义、李吴勇等人来到渝强公司殴打车主，造成许洪清、黄有萍等人多处受伤。

　　案发后，公安机关将蒋强、雷恩科、邓成伦、李吴勇等人抓获，黎强指使来有刚给每个被抓捕的人在看守所上账500元。事后，黎德明给郭显立1万元。

　　上访

　　集体上访砸县长车殴打公安人员

　　检方指控，黎强集团惯用上访及集体上访、制造群体性事件向政府施压。

　　2004年，渝强公司与重庆东赢恒康公司（以下简称东赢公司）均想收购由重庆钢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100辆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活服务车，东赢公司已经先期购买了一部分服务车。

　　2004年10月，黎强为了达到收购服务车的目的，授意来有刚组织数十名特钢厂生活服务车经营者到沙坪坝区政府上访闹事。半个小时后，上访者被有关人员接到沙坪坝区交管所，商谈解决办法。

　　事后，渝强公司补助自己开车去上访的驾驶员每人200元“油费”。

　　2006年，付培军将渝强公司经营的南坪至璧山县客运车辆座位数和璧山车站进站等问题向黎强、何永红汇报后，黎、何和来有刚等人决定，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由来有刚带领付培军组织人上访闹事。

　　7月3日，来有刚、付培军组织60余人上访闹事。下午，重庆市委信访办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黎强、何永红协调，因黎强等人提出的要求太高，协调未果。

　　16时左右，当璧山县副县长等人准备乘车离开时，接到消息的来有刚授意付培军等人组织、煽动上访人员对该副县长乘坐的车进行踢砸围攻、拦堵，不准车辆通过。

　　在公安人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时，付培军等人对公安人员进行抓扯、撕咬和殴打，暴力抗拒执法，致使公安多人受伤。

　　事后，市运管局等相关部门决定将渝强公司该线路12辆客车的核定载客座位数由23座增加为29座，渝强公司最终达到了客运车辆变相升值的目的。

　　否认

　　断然否认是黑社会

　　对于检方指控，黎强几乎逐一推脱。

　　检方指控，黎强牢牢掌握了渝强公司的人事权、财权和经营决策权，通过亲情关系、人事安排、经济利益笼络控制其家庭成员和公司管理人员伍树芹、何永红、伍树峰、来有刚、黎德明，在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担当骨干成员，并以骨干成员为依托，进而笼络控制掌握其他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服务。为维护组织利益，黎强及其骨干成员来有刚、黎德明等人还以支付“工资”、“出场费”等名义，豢养了陈万友、郭显立、朱天强、蒋强、邓成伦、雷恩科、陈义及“鱼儿”（另案处理）等一批打手，为其提供暴力支撑。该组织通过上述手段，逐步形成了组织架构完整、组织关系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黎强及其组织的意图得以迅速传达和实施。

　　黎强则表示，对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完全是莫须有”。

　　他多次表示，如果自己是“黑社会”，跟公交公司“还打什么打，直接跟他说一声，你要再来就把你办了”。偶尔，他会变换一种说法：如果我的黑社会罪成立，我就不找人了，怎么可能拿钱给他，我还要倒收钱。

　　同时，他断然否认自己在重庆市客运市场拥有强势地位。

　　检方指控，2005年11月，黎强召集其他几家民营客运公司负责人共同创建“共创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如公司董事因执行公司事务、执行董事会决议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被拘留，则其他董事每人补助被追究者人民币200万元作补偿。其挤压竞争对手、对抗正常的客运管理秩序、进而控制重庆市客运市场的目的十分明显。

　　黎强对此的回应轻描淡写，表示那只是一个设想，注册并未成功。

　　而当他谈完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异议后，突然发问：“请问审判长，是不是按这个思路来谈？”

　　残害

　　“打警察算不上残害群众”

　　检方依据大量事实指控，黎强组织、领导其组织成员随意殴打他人，拦截、辱骂他人；聚众堵塞交通；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而黎强则声称，被害人中，有民警，有的是竞争对手公司参与打砸自己公司车辆的驾驶员，还有自己公司内部的驾驶员，“内部经营纠纷，算不算罪？”他说。

　　而针对自己获知本公司所属出租车在长安铃木公司4S店加机油造成发动机出现故障或动力不足的事情后围堵长安铃木公司大门、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指控，黎强表示，该公司和4S店相互推卸责任，“公司完全是个鬼子企业”，自己作为重庆出租车协会常务副会长，受领导委托和几人商量，如果协商不行，只能来硬的，“那是走投无路”。他说，自己是受协会委托，只堵了20多分钟。

　　检方指控黎兵堵住西彭汽车站，其间公安人员对围堵车主反复劝阻，参堵车辆仍不肯撤离，直至相关政府部门同意开会协调，黎兵才召集参堵车辆陆续离开。

　　面对这一指控，黎强回答说：“这事我一点也不清楚，一人做事一人当，怎么栽到我头上？”他说，自己后来问黎兵是怎么回事，黎兵说：“我们有道理噻。”

　　辩解

　　辩解“以非抗非”有理

　　检方指控，黎强旗下公司曾拦公交车，放轮胎气，并集体上访以向政府施加压力。

　　他说，是对方首先砸自己的车，而对手是国有公司，是“正规军”，自己却是“游击队”，在接到下属报告车辆被砸的消息后，要他们赶紧撤。但是，自己的车被打烂了，“打不赢，咬也要咬几口”，于是，当晚发生了试车道上拦车的事情，但此举“并未导致交通瘫痪”。而上访时开了两辆车去，是作为证据，打的横幅是“我们要吃饭”。

　　他说，自己即使手续不齐，也应该由政府来管理，而不能由竞争对手公司来打砸，“他们砸了我的车，还先去上访，他们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该去呢？”

　　在对检方指控自己非法经营的罪名问题上，他的“非典型性非法营运”的说法让整个庭审现场都乐了。

　　他解释说，非法经营，就是没缴税，自己的车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但却给政府按照合法车辆缴的税，就是“非典型性非法营运”。

　　为了不让竞争对手公司延长路线，这并不是自己一家公司利益受损害，5家公司都要受到影响，如果只处理自己一家，是“不公平”。

　　“尊敬的公诉人，希望详细调查。”他总结道。

　　法庭调查中，黎强最常用的话是“请法院同志明查”、“尊敬的法院领导请去调查”。他还常把“共产党的领导”挂在嘴边。偶尔，这位曾经是重庆市人大代表的富豪会冒出诸如“我对十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学得比较清楚，正义在我心中”的话，引得旁听者发笑。而当审判长提醒他只针对指控的事实发表意见时，他表示，自己第一次到这里来，“还是有点紧张，生怕没说清楚”。

　　行贿

　　“朋友要点钱，就给”

　　而针对行贿的问题，他表示，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前所长肖庆隆和自己是“兄弟伙”，他离婚后，前妻女儿没房住，问自己能不能“整”一套，而公司有钱，就给了他20万。“朋友要点钱，拿给他。”

　　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来访二处前处长姜春艳也是他行贿的对象，黎强说，虽然没有正式烧香拜佛，但自己和对方是干亲家，给钱是正常礼尚往来。

　　至于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承包出租车给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前所长蒋洪，则被黎强解释为，自己是纯粹的民营企业，想以多少钱卖，自己定，政府并没有对此作出限价。

　　他还认为，这3名公职人员并没有权力为自己办到想办的事情。他甚至说，有一次给姜春艳1000元，是当时有朋友说“搞一下活动（多指打牌赌博）”，姜没本钱，这钱是用于“搞活动”的。田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