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良藻：钱学森先生的思维哲学和治学之道

　　范良藻：钱学森先生的思维哲学和治学之道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逝世

　　1956年，作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物理力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和钱学森先生曾有一年形影相随的师生情谊。这一年间的耳濡目染，对什么是科学研究、怎样去做科学研究、如何确立研究方向、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第一流的科研工作有哪些特点等，有了初步的理解。

　　我从研50年，不敢一日稍怠，不仅有所发现，而且有所发明，但望这些微薄的成就，能不愧对先生对我的教诲，并允许我在先生95岁生日来临之际，对先生的学术思想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记得在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钱先生告诉我：“世界上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可及的，而不是不可及的。”又记得去年10月8日，《北京日报》记者就人才问题专访钱先生，钱先生说：“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这是钱先生第一次公开号召、鼓励后进尽快树立自信，追赶先进。

　　先生的话令人鼓舞，但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去做，才能达到先生这样高的学术境界？故撰写此文，望有志青年在攀登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少一点儿迷茫、多一点儿自信。

　　往事如烟

　　1951年，我在清华物理系读书，听钱伟长副校长作报告，说起他和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共事时的一些往事，对先生的学术成就推赞有加，使我心仪不止。当时决难料到，五年后我能来到先生的身旁。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中国物理学会听先生演讲，讲的是物理力学这一新兴学科。组织会议的是北大原副校长王竹溪老师，先生演讲的风格简洁流畅、娓娓道来，有如一泓清泉，使我终生难忘。

　　50年岁月已然过去，往事如烟，叫一个童心已失的老人，回顾青年时的往事，未免令人不忍卒读。能上清华，又能在先生身边做研究生，这是我平生难得的两件快事。1957年“反右”运动还未充分展开前，我有大约不到半年时间的幸运，能有机会聆听先生宝贵的教诲，并终身受益。

　　大地回春，先生归国

　　1956年，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设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同年还颁布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给知识分子普遍增加了工资。今天，不是年过70岁的老人，很难体会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激动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向科学进军”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钱三强和周培源，在上海港代表党中央热烈欢迎钱学森博士远渡重洋，胜利归来。

　　从此，一大批海外科学家纷纷归国，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先生归来，吹皱中国科学界一池春水

　　1956年的北京中关村，是一个书声琅琅的中关村，是一个文章至上的中关村。钱学森和郭永怀等一批海外学人归国，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平地而起，高能所、电子所、自动化所也相继成立，中关村顿时成为“两弹一星”工程的大本营，中国科学事业一片生机。“技术科学”、“基础研究”等这些新名词尚未被一般科学工作者所了解，一场改变中国传统科技观念的大潮即席卷全国。

　　从力学所的建制看，除保留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外，新建的学科有：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振动力学、爆炸力学、燃烧爆轰、高温等离子体、运筹学。行家一看，就知道这个研究所将干些什么。面向国家实际需求新建学科的这种模式，极大地冲击了“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观念，以国防建设为背景的技术科学逐渐成为主流。

　　事实上，当今广为使用的“学科交叉”、“技术集成”等新名词，早在50年前已由钱先生提出的“技术科学”的内涵所包容并付诸实践，不过说法不同罢了。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珠联璧合，科技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什么是技术科学？技术科学就是多学科、多技术不拘一格的综合。科学指挥技术，技术促进科学，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这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不变法则和“老生常谈”。“两弹一星”也好，“人工胰岛素”也好，和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一样，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方面，中国也很有经验。1956年底的一天，在化学所对面的马路上，钱先生对我说：“有人说我是空气动力学家，正确地说，我是技术科学家。”从力学所近代力学的建制上看，钱先生这样自我定位，是再确切不过了。可惜在中国，懂得基础理论，擅长数学演算，又能深入到具体的技术科学的实践中去，这样文武全才的科学家，实在是太少了。

　　思想的闪电是在争辩中产生的

　　第一次见到先生后，我就加入了物理力学讨论班。一个团队组织一个讨论班，互教互学、轮流演讲，这是先生一贯的治学方法。这种讨论和辩论的治学方法最早源于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学派，是做好学问的不二法门。

　　先生告诉我，每天上午，他们这个团队在老师冯·卡门的领导下，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下午各自回去干活儿，一干就到深夜两点。有备而来，第二天上午继续争论下去。有一次，冯·卡门清晨登门和先生说：“钱博士，你的意见是对的，我错了。”这不是说先生的才华超过他的老师，而是说明在工业文明社会，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充分享有学术民主和探索的自由，没有官道尊严和师道尊严的桎梏。这样的科技体制，科学怎么能不迅猛发展呢！让一些才华横溢、志趣相投的青年学者组成团队，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应是发展科技的有效方法。

　　如今，有人把自己的研究生当“长工”，不授业、不解惑，不使学生闻道于天下，而是把他们当成制造论文的工具，大概是因为自己也不甚了了的缘故。何况，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靠一个人去闯世界，这个世界是闯不下来的，它需要一个群策群力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