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沉痛哀悼钱学森 在他心里国家最重名利最轻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这是钱学森当选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也是钱老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是中国人，不能在美国呆一辈子”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学习。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敏捷思维和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导师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后来，钱学森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被美国“软禁”5年后终于回到祖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当时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运动。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人，并且拒绝揭发朋友，钱学森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工作的证书。钱学森感到非常气愤，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后来，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借口，向美国方面提出回国申请。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

　　美国海军部次长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从此，美国政府对钱学森夫妇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钱学森的家，还把他本人关在特米那岛上长达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元保释金后人才被释放回来。海关方面也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挠钱学森回国。他们没收了钱学森夫妇的行李，其中包括钱学森多年积累下来的800公斤书籍以及记录珍贵资料的笔记本。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学界的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当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意愿遭到美国的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的事情，于是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随后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十余次，但美国代表约翰逊仍然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被“软禁”五年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署名竟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信中钱学森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陈叔通将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大喜：“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随后的谈判中，中方向美方出示了这封信。与此同时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

　　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8月，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下达了放逐令，在美国整整滞留了五年的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道：“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离别时，这位导师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毛泽东：钱学森比5个师力量大

　　1956年。菊香书屋。“主席，”周恩来满面笑容进门，“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解决钱学森的军衔问题

　　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您看这代表人员名单该怎么定？”

　　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只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聂荣臻认真地向毛泽东陈述着，“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军衔问题。”顿了顿，聂荣臻接着说：“我们为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授予中将军衔。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时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经过毛泽东批准，穿着威严的将军服，戴着中将军衔，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在生日宴上表扬钱学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特别高兴。一向反对为其做生日的他，这一年一反常规，破例地请了大家一次。宴会前，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3桌客人的名单后，十分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坐在紧挨自己的身边。

　　宴会在喜庆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坐在座位上，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着自己身边的钱学森，笑着对大家风趣地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钱学森回国后获得过无数荣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一生激动过三次

　　陪伴了钱老26年的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一生做人四原则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

　　钱学森语录

　　爱国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风骨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治学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解放日报》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人民满意才是最高奖赏

　　到达北京后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回国后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一句话的奠基作用

　　1955年，放眼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导弹，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孱弱，能不能研发导弹？钱学森的一句话，使中央下了决心。

　　1955年底，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得知钱学森回国要访问东北后，迫不及待地交待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好好接待钱学森，并探探他的“底”。刚刚指挥完抗美援朝战争的彭德怀元帅，对现代化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有着切肤之感。

　　钱学森参观完“哈军工”，陈赓就问：“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陈赓一听，大笑：“好，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

　　作为权威专家，钱学森给多位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做了关于导弹武器的科普讲解，陈毅、叶剑英等都专门请钱学森去讲过。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提出了发展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为了保密，“导弹”用“航空”来代替。有了这样的权威专家，当年4月，中央下决心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任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的导弹事业。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食堂里，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被认为是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日子；这一天也恰好是钱学森回到祖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

　　首枚导弹上天

　　1958年5月，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1960年11月，在聂荣臻元帅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钱学森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据“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20世纪60年代，在研制东风某型导弹时，发动机试验出现多次失败。科研人员一时找不到关键所在，只好请教钱学森。在五院的一个会议室里，钱学森围着会议桌一边听一边走，问到谁谁起来，问了40多分钟。最后，钱学森指出，必须考虑发动机燃烧时产生的高频振动问题。经过后来的试验，钱学森的判断十分准确。

　　1964年6月，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1966年10月，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一行字推开天门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此后，钱学森便一直在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钱学森负责卫星的大总体工作，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出厂鉴定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人提出，卫星仅在地面模拟试验了5天，怎么能保证卫星打上去在太空中能运行二十几天？地面模拟试验需要低温环境，当时，全国生产的低温液体氦加起来只够做5天试验。由于谁也给不出解释，卫星的出厂鉴定一直无法通过。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只好请教钱学森，钱学森收下厚厚的卫星技术和测试文件仔细看了起来。几天后，他在鉴定文件的封面上写了一行字：“我看，此星可以出厂。”钱学森以他特殊的专家身份和真知灼见，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一语定乾坤，卫星顺利出厂。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1970年7月，钱学森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提出过许多富于创新的、超前的见解，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每次“失踪”总带来惊喜

　　在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几十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钱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于是，蒋英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冲冲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问道：“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蒋英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钱学森藐视外国头衔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科学家互访逐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向钱学森发出邀请，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表示他们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讨论过他在美国的工作，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

　　对此，钱学森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所以，美国人给他再高的荣誉，钱学森也不稀罕。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他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但中科院学部大会主席团讨论后，并未同意其请辞报告。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说：“我已经不是院士了，而是资深院士。”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身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

　　专题撰稿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党史天地》

　　（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