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组委雇员安置折射中国人事进退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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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coger，奥组委工作人员喜欢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它源自北京奥组委的英文缩写“Bocog”。王伟、杜云鹤、李涛、黄可瀛，都是Bocoger。

　　回到数月前，为光荣与梦想奋斗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激情退却，这些掌握并熟知市场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官员、专才Bocoger们，得到了怎样的回归？

　　从1990年的亚组委到2008年的奥组委，从1000名亚组委工作人员和4000余名奥组委Bocoger的来源与去向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一个变革——北京的行政管理和人事任用，在政府与市场相互渗透得越来越深入的新型关系中，正悄然改变着自己的模式。

　　由此亦可看到，奥组委雇员的安置和去留，绝非事到临头的突兀之举，而是奥运大棋局中的既有一着。这一着，与奥组委当初的组建和用人思维环环相扣，一脉相承。

　　公务员搭建奥组委

　　最初的奥组委成员多为政府公务员，先行为这个机构搭建一些基本框架，但随后公务员就越来越少了。

　　北京北四环学院桥西北角的奥运大厦，是原北京奥组委的所在地。现在，奥运会会旗已经降下，人员散去。作为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的魏纪中，现在的身份是国际排联主席。

　　按照国际惯例，奥组委只是一个临时机构。魏纪中认为，“临时机构”的概念，就是人员有序进退，去留有据。

　　这其实也是奥运人事任用的基本原则。

　　2001年12月13日，北京奥组委成立。作为中央批准成立的临时性事业单位，它是公共管理和市场运作的结合体，这就意味着奥组委各类雇员的来源不像亚运会那样是行政人员的专属。

　　“最初的奥组委成员多为政府公务员，先行为这个机构搭建一些基本框架，但随后公务员就越来越少了。”魏纪中说。

　　他也曾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整个筹备过程。“1990年的亚运会完全不同，亚运会是统一领导，依赖于行政。”

　　魏纪中说，亚运会时基本没有社会招聘，都是由各单位借调，包括北京市政府、国家体委和一些大型企业。

　　在那个年代，计划体制在筹办工作中唱“主角”，各项具体项目也分摊到各个政府部门。

　　比如有关住宿的事务被分给北京市第一商业服务局，有关餐饮的事务则被分给北京市第二商业服务局，再由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对两者进行统筹管理。

　　这样的体制，工作人员自然以公务员为主，他们更多的肩负着行政协调的职责，社会招聘人员来了也做不了。

　　在魏纪中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90年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如果在社会临时招聘工作人员，亚运会结束后工作如何分配，这些人由谁来负责，会是个大问题。

　　2000年大运会，这种行政体制被相对市场化的模式取代，首次出现了国有企业承包相关工作的运营方式。

　　但大运会组委会的人事工作依然延续着“借调”为主的模式。

　　奥运需市场化人才

　　政府公务员并非最能胜任市场化运作的群体，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市场化专业人才。

　　奥组委在筹备过程中，公务员的数量越来越少，魏纪中说，这是因为企业和市场的事“政府人员不懂”。

　　官方数据显示，4000余名Bocoger中有约1000人来自社会招聘，3000余人来自政府选调和借调人员。

　　那么，三倍于社会招聘人员的政府借调人员也是市场化的选择吗？

　　“2003年奥组委发布了市场开发计划，随之发现，政府公务员并非最能胜任市场化运作的群体，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市场化专业人才。”

　　“比如场馆建设，主要是借调的规划设计院的工作人员，管环保的都是环保公司的专业人士。”

　　魏纪中说，这3000余名政府选调和借调人员中，很多像设计院、环保公司等一些国企的工作人员，也被统计为政府借调人员，但他们实际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

　　奥运向社会纳贤

　　特别需要的是体育竞赛组织管理人才、通信计算技术人才。而这些人在政府机关并不多见。

　　对社会招聘人才的渴求，随着奥运的临近日益强烈。

　　政府也清醒地看到，奥运会是真正的实体运作概念，社会招聘是必然。

　　奥组委果断摒弃单一的借调，采取了充分调动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新模式。

　　2006年3月一纸公开招聘公告，引发千人竞争一席位的火爆场面。这一年是奥组委工作重心由筹备向赛时转换的关键之年，场馆化工作对优秀人才需求量大增。时任奥组委人事部部长的张志伟认为，奥组委需要各类管理型和专业型人才，特别需要的是体育竞赛组织管理人才、通信计算技术人才。而这些人在政府机关并不多见，社会招聘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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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帮忙荐才

　　亚运会完全是用一种政治社会的模式，到奥运会它已经开始有很大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模式了。

　　同悉尼、雅典的做法一样，对于实行市场化操作后的社会招聘人员，奥组委在合同上明确写着：工作结束后自主择业。

　　但很多应聘的人员都相信，奥组委会给他们再就业提供帮助，至少是提供一个平台。

　　那事实真如人所愿吗？“当时我们的确没有说负责工作的事情，但后来还是尽力帮忙。目前，90%的人(的工作)都已经妥善解决了。但是合同上不能写，写上去就变成承诺了。”魏纪中说。

　　2007年9月，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人事局等政府部门，均派员加入了这个安置小组。张志伟用“人才”来称呼奥组委的工作人员。

　　去年1月，奥组委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备忘录，银行承诺，将在奥运会结束后从奥组委招聘职员。3月末，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移动等47家国企亦同奥组委签署《赛后人员安置协议》。

　　这种用人模式与以往“政府负责到底”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用魏纪中的话讲，1990年亚运会完全是用一种政治社会的模式，到奥运会它已经开始有很大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模式了。

　　否决“整建制”转移

　　“整建制”转移过去的团队，能发挥更好的奥运热能。

　　时过境迁，当这些Bocoger们的手机彩铃不再响起《北京欢迎你》，或是《youandme》时，这些人的奥运轨迹也将自此终结。

　　1990年亚运会闭幕，国有独资企业北辰实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会议展览、物业经营与管理及零售商业。魏纪中说，有些从政府借调来的，就没让他回政府，而是成为北辰集团或者是北奥集团的骨干。

　　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魏纪中再次建议组织一个类似的集团公司，以吸纳这些经过奥运会锻炼的“人才”。魏纪中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安置成问题，而是因为“整建制”转移过去的团队，能发挥更好的奥运热能。“都走了，我挺舍不得。”但魏建中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1000名来自社会的Bocoger们，或靠着自己的努力或依仗组织的眷顾，回归了新的生活。

　　与此不同的是，借调奥组委的政府公务员们能否在这次“大事件”后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奥运会是培养干部最好的时机，也有很多干部经过这样的大事件后被提拔。”魏纪中这样认为。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李炳华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要整合资源建立奥运人事新机制。他将“新机制”阐述为，在筹办中充分调动各方资源，积极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力量和业主单位的资源优势，探索、创建形成一整套富有活力的奥运人事工作新机制。

　　“某运会”升迁轨迹

　　奥运会是一个培养干部最好的时机，亚运会后期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政府确实应该通盘考虑好。

　　中组部的用人思路，似乎也在奥组委组建之后不久就初露端倪。

　　有媒体报道，中组部表示，要选派优秀的局处级干部到北京奥组委挂职锻炼，利用奥运平台培养青年领导干部。

　　随后，中组部分三批选派干部到奥组委挂职；北京市委组织部也分两批选派了300多名干部到奥组委挂职锻炼。

　　魏纪中是非常认同这种用人新机制的，“奥运会是一个培养干部最好的时机，亚运会后期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政府确实应该通盘考虑好。”

　　他描述了亚运会后部分高管的升迁轨迹。

　　当年刘敬民在亚组委负责宣传工作，目前为北京市副市长。时任北京团市委书记的强卫，在亚组委任群众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志愿人员，后升任为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现任青海省省委书记。时任东城区区长的刘晓晨，在亚组委负责任餐饮处，后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现任北京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于春泉，曾在亚组委交通调度部。

　　和亚运会一样，筹备后期一大批中央、北京的后备干部亦被补充进来。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次政府也是“有备而来”的。

　　如魏纪中所料，经过历练后，官员Bocoger中的一部分人，也有了全新的工作舞台。比如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已经由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调任中国红十字会任党组书记，独当一面。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刘剑时任团市委书记，现任顺义区区长；开闭幕式工作部常务副部长王宁，现任宣武区区委书记。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邓亚萍，现任团市委副书记。而回到原岗位的奥组委高管们，也正在努力将奥运会中的一些经验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践行“将奥运进行到底”。

　　去留之外

　　在这7年中，国际奥委会逼着你成为国际化思维的官员。

　　大事件中，对人事任用的思路和行政管理的探索是必不可少的。

　　“提拔或不提拔并不是关键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奥运官员表示，这些掌握并熟悉市场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官员Bocoger们，将有更广阔的人生空间。“因为在这7年中，国际奥委会逼着你成为国际化思维的官员。”

　　魏纪中也认同这样的说法。奥运会就是一个小市政，而且是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市政，如果自觉学习的话能学到很多很多。

　　首先是思维方法的转变，必须从单项思维转向多项思维。“政府官员一般都是单项思维，照章办事。但是在奥组委不行，国际奥委会不认你那一套。”魏纪中半开玩笑地说。

　　其次必须有很强的协调能力，还要有很强的对信息的吸收和判断能力，同时，奥运工作对人的道德和社会规范要求很严，必须清廉，必须虚心听取意见，必须搞好很多的人际关系。

　　“把这四个方面加起来就是一个优秀干部的标准了。”魏纪中认为，奥运会或许没有刻意地去做干部培养方面的训练，但实际的日常工作，其实时刻都折射了一种全新的用人思维和模式。

　　大事件对于公务人员的业务提升和仕途升迁，到底有多大的助推作用，似乎难有量化结论，但魏纪中认为，在大事件中，对人事任用的思路和行政管理的探索是必不可少的。

　　这位原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说，如果经过奥运会的历练，包括奥组委雇员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秉持了公共服务的理念，都提升了对公共精神的理解，那么，后奥运时期的人事去留，也就不会是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积淀”。（郭爱娣）

　　2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