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走向多极并存期

　　冷战后，任何一场战争、危机的发生，特别如有大国卷入，常引发专家学者对于建立国际或地区新秩序的遐想或研判。此次金融危机也有同样的效应。危机导致大国或地区力量变化，提供了观察国际秩序变化的视角。

　　危机终将激发人类的自救功能。这场危机带来建章立制的机会效应大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效应。冷战结束不是一种道德正义的胜利，而是一方撑不下去自动退出，无所谓对错。西方虽自诩为胜利者，但只是在谋求自身单边安全。因而不可能建立起一种世界普遍接受的新秩序。尽管全球化促使人类生活的品质提升了，不少国家走上富裕之路。但是，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的机制与秩序并没有建立或更新，西方仍把持着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国际金融弱肉强食与监管散乱终于引发巨大的危机。

　　金融危机使世界大国政治领导人显示出合力应对危机或挑战的决心与意志。“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合作”、“接触”甚至“仁爱”等理念正为人们所认识，这可能反映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与其他大国关系在继续改善。

　　此次危机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与动力，但真正要重塑国际秩序，还得进一步观察时下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现实。一方面，人类面临日益增多的新型挑战，像气候变暖、环境保护与能源问题，可谓超级挑战，应对它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在应对恐怖主义、传染病甚至打击海盗方面，同样需要合力应对。

　　此外，危机时代更彰显世界发展中各种模式的效应与耐力。各种主义、种种模式起伏沉浮，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谁也没有数。因此求同存异比求同化异更可能要现实一些。

　　所以，我们并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会因为此次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元、多极的世界，世界对国际体系不能处于散乱状态的期待，决定人们仍可作为。但时下，难有一统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与机制可能进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照这种判断，现有的各类机构或机制都有存在的理由与必要。任何一个新机制的出现不意味着另一个旧机制注定退出历史舞台；一种更多边（方）机制的出现，也没有必要引发整合现有各类机制的冲动；在既有机制很多的情况下，也可能还有建立其他功能性机制的必要；某一特定机制内涵（议题增减）与外延（成员去留）的变化也都可能自然而然。

　　从这个意义推定，G20也不能视作危机时期的过渡性安排，当然其前途还取决于危机后议题转变的协调功能；至于G8，它已运行30多年，已属不易，是存是废或如何变异仍需要观察；“金砖四国”机制仍在发展之中。此外，G2也好，G4也好，其成立或流产，不取决于人们的喜好还是厌恶、认同还是非议。全球性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IMF，或地区性的，如APEC和东亚峰会等都会存续。

　　由于人类面临共同的超级挑战，与传统国际政治争斗相比，大国的作用仍是突出的，但任何大国都难以控制与主导多边或地区议题了。在一个相互依赖加深的世界，追求互利共赢的理念有利于各种机制与机构激发活力，这将决定在多层并存与功能细分的国际机制确定的框架下，建立更有效、公正的国际秩序。（傅梦孜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