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学院”的理想主义试验
■杨速炎
不属于任何院系且没有专业,毕业后获“哲学博雅”学位;四年本科修读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课程;首届35名博雅新生遴选自8000多名学生,其中多数来自中产家庭;学生必须参加社团,组建乐队……
近来,中山大学新创设的博雅学院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据悉,创立该学院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通识教育打造“无专业精英”。在近年来各种走马灯似的高校教育改革中,这无疑又是一新鲜事物。伴随着博雅学院的高调开学,各种争议也相继而来,而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博雅学院,到底是一场新式的通识教育改革,还是一场旧式文人梦呢?
“博雅学院”试水
通识教育改革
自9月19日开学以来,作为新生事物的“博雅学院”,在中国南方宁静的校园中迅速成为一个炙热的焦点,余温难消。这个在招生简章中明言“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以“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教育宣言的学院,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对此,今年9月1日起才正式受薪于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著名学者甘阳表示,“博雅学院只是整个通识教改试验的一个环节”,“我敢说中大珠海模式将是全国高校最好的模式”。这位在短期内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从基本无意识引向蓬勃开展的思想学术界风头人物,如一阵从香港刮到广东乃至全国的旋风。
何谓“通识教育”?所谓通识教育(香港称为“博雅教育”),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后来盛行于英美。其核心理念是通过自由人文教育,使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文底蕴、社会关怀、公民美德以行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就当前来看,国外很多大学都重视通识教育,而且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经验。通识教育理念不反对现代学科建设制度,不抹杀专门化知识的传授,只是强调在当今专业细分的同时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认知。通识教育强调大学的目标不仅在于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该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对生命、德性、社会、历史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
在美国,一些倡导通识教育的大学,主张学生拥有开放的、发展的、世界的文化视角,能分享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学生在学院的前两年可以不设专业划分,学生文理兼顾、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后两年才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专业。还有一些以通识教育为特色的比较贵族化的文理学院,本科阶段甚至不分专业,学习的内容一般包括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学生毕业后读研究生再选择适合的专业。近几年来,通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相继被留学归来的学者引入中国的著名高校,并在北大、复旦、中大等地开展实验,中大的“博雅学院”便是其中的典型。
对于通识教育的开展,业内专家指出,长期以来,过度过早专业化的趋势,导致不少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亮起了“红灯”。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就业压力的加大,大学教育又越来越被功利主义所“劫持”,有用的计算机、新闻、法律等专业热得发烫,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却备受冷落。对此,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感慨地说,“当前我们的教育,至多可算是知识教育,而非人才教育。知识教育侧重于让学生掌握一种技能,而人才教育是要培养既有技能、又有精神感召力的人。”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博雅学院”在中山大学轰轰烈烈地诞生了。然而,与部分专家的欢呼声和赞扬声相悖的是,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观点。
“伪通识”改革?
对于通识教育的开展,业内人士普遍持赞成态度,认为在目前的高校教改中非常有必要采取这一教学模式,甚至有业内专家激动地表示:“通识教育是对目前教育功利化的一种救赎”。
然而,在部分学者看来,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却与通识教育的本质相差甚远。通识教育中,会淡化一些专业的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分专业,并不是把人文教育置于首位就是现代博雅教育。朱维铮先生有此一问:“假如通识教育,意味着不分学科,在大学阶段把人文教育置于首位,那么自唐至清的科举教育体制,岂非堪称完形?而清末民初的历次学制改革,都把废止强迫性的经典教育当作重心,岂非自始便走入误区?”
细观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既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文理学院和大学的博雅教育,也不同于国际上任何像样的通识教育。有专家对此尖锐地指出,其骨子里就是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百多年的“传统文人专业”,只是多了几本西洋典籍而已。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更是撰文指出:“如果古代经典阅读,《诗经》和孔孟著作课程,是通识教育内容的核心,这样的‘通识教育’是极为单薄的……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像一个‘国学班’,少了通识教育中最重要的—关于独立人格、批判思维的教育。”就连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也评判说:“经史子集培养不了现代公民的人格,沉湎其间,恐怕不仅会失掉对社会实况的见解,甚至还会把这种无知看作理所当然。若再以专业美名概括,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
不仅如此,有专家无不忧虑地表示,博雅学院所推崇的精英化教育模式还很可能变成一种贵族教育。如今社会,许多人读大学都是为了报个“好专业”,出来了找个“好工作”。这也是博雅教育所反对的大学教育理念。事实上,按如今的学费水平和教学方针,大学教育差不多就是一种就业前的培训。而这样的现实背景,注定了一般人是上不起这种只管“问学”不管出路的“博雅学院”的。还在招生阶段,中山大学的校方就披露有些经济实力不错的家长想让孩子进这个班,因为“他们并不看重孩子毕业后赚多少钱”。通识教育变成精英教育乃至贵族教育,显然是对其本身的一种极大讽刺。
而以“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教育宣言更成为了一种极大的讽刺。中国这60多年都没出过一个像样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确实是件令各界颇为尴尬的事。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大学就开始开办旨在培养“国学大师”的“文史哲综合试验班”,之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心有不甘,相继建立“国学班”甚至“国学院”,但所有的类似试验,无不以失败告终。中山大学高调宣称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被业内喻为是“南方高校对京城学术重镇的一次“南派挑战”。而所谓的“学富五车”,更被业界认定是“一大笑话”。熊丙奇对此评论得很对: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记忆量已经不是评价“学问”的标准,学习新知识的速度,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信息的能力,远比拥有多少信息更重要。
更关键的是,这场教学改革的主持者甘阳有意无意忽视了通识教育模式的另一核心精神—自由精神。为什么要反对过度专业化和职业化(就业导向)的教育方式,就在于人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思想和精神。这和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和强调个性培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一个人不掌握这些知识,不能理智地阅读和思考,他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由人”。但甘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却说:“我认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高校来说,学术质量和水准问题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重要,学问才是第一位的,脱离学问的泛自由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不要说回避公民精神了,其本质都是违反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精神的。
对此,著名学者袁伟时提醒公众“提防伪通识教育”,果真是慧眼如炬。
公民教育不可或缺
不可否认的是,通识教育比目前脱胎于应试教育的大学专业教育,更符合教育的核心价值。对于高等教育回归学术理性,淡化工具理性,更是善莫大焉。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也是大势所趋。然而,如果不误读“‘无专业’精英”的意思,就应该让公众明白,通识教育在“去专业化”的同时,不应走到其极端对立面,而是努力找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平衡。而除了这些浅层意义,达成更深层面的社会共识,才能更有利于通识教育的推广。
对于大学教育的革新,业内专家同时指出,除了形式上的改头换面,公民精神也不可或缺。以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为内核的公民精神,应该是大学精神的灵魂。何所谓“公民精神”?简言之,即“传播公民知识,培养公民意识,张扬公民权利,呼唤公民责任”。公民教育始于1882年法国开设的“公民训导”课,历经丰富与发展,培养合格的公民就逐渐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目标,一些国家甚至以宪法的形式确定公民教育的地位。
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未成为独立的体系。在教化人心方面,未能突出公民人格的教育。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一些普适价值的回避,另一方面却树立了过高的道德标准,而公民应有的法治观念、民主思维、理性精神、权利意识等,都未能及时撒播在每一个人成长的心灵之中。这种基础及常识教育的缺乏,不仅造成了学生“高分低能”现象,也导致了教育界种种有悖科学与人文精神的滥殇。基于对此产生的忧虑,一段时间以来,“通识教育”这个词开始在中国教育学界流传。而考其实质,通识教育亦超不出公民教育的范畴。
正如某学者所言,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国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绝不是文理分科分掉的,也当然不会是取消分科而得以回归的,它是基于一种建立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信心。信心不具,教育只能扭曲化,愚昧化,功利化;信心所在,其教育必然是一种公民教育,所有的受教育者也必然都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性、有尊严的人。
就当前来看,博雅学院古老的拉丁文与竖排版繁体字的中文古籍,显然是培养不了现代公民的人格的。而缺乏这种公民精神,师生就会渐渐丧失思考和批判能力,习惯于服从行政指令。这种状态下的通识教育,则可能是有形无质的。
所以说,“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通识教育,要想稀释争议,轻装上阵,就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达成以上那些基本的共识,而共识的凝聚,则还需要一系列辅助条件。比如搞清楚教育的本质意义,挣脱现有教育体制对教育革新的束缚。而更彻底的,则应该在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引领下,往教授治院、学术自治、学生自治等方向努力,给学校师生以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