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华北战区“八路军俘虏收容所”揭秘

　　侵华日军华北战区“八路军俘虏收容所”揭秘

　　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指导室主任李宝柱11月2日在新华博客回忆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其父李桐作为抗日军人在日军西苑俘虏营的被押经历和所见所闻，揭示了侵华日军当年在华北战区设立“八路军俘虏收容所”的未解之谜。博客文章如下：

　　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期间，中国军民在华北地区与侵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日军首先在北京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的枪声，中国军民亦首先在华北开始了全面抗战。华北战场，是日军侵华的主要战场，也是我抗日的主要战场。抗战期间，华北地区战争惨烈，日军罪行滔天，我军英勇壮烈。现如今，有许多关于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回忆录、纪实、小说，以及各种文艺作品，记录了日军在华北的法西斯暴行，反映了我国军民不畏强敌、英勇抗战的历史。例如，《平原枪声》、《烈火金钢》、《红旗谱》等小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家喻户晓。

　　但是，在华北的八年抗战当中，还有一件事情，至今还是不甚了了。那就是关于侵华日军在华北战区设立“八路军俘虏收容所”一事。在以往出版的图书中，几乎没有对这个“收容所”的描述。只是到了近年，才有报道提及。到如今，有兴趣追踪此事的作者，也只找到了两位曾被关押其中的幸存者，并从他们口中得到了关于这个收容所的点滴记忆。据此人们得知，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华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在北京西郊的西苑设立了战俘收容所，专门关押日军在华北战场俘虏的抗日军人，并将其中的一些人解往东北或日本充当劳工。至于更多的情况，以及这个收容所的结局，至今仍然都是未解之谜。抗战结束至今，已有六十四年。再要找到当时收容所里的幸存者，已经是难上加难。

　　值得庆幸地是，在本人的脑海里，至今还清晰地保存着，我自孩童时就已深深刻入的，关于北京西苑“八路军俘虏收容所”的记忆。这是我的父亲，作为曾被关押在那个收容所的幸存者，留给我的记忆。

　　我父亲李桐，1938年4月，参加华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二师四团一营二连当庶务中士。当时，自卫军总指挥江东生，副总指挥左卿臣，政治部主任孟庆山。1943年12月28日（阴历），经我父亲与晋察冀边区二联县敌工科科长李一（原名时宝林，系我父的表兄）共同策划，并由我父斡旋，促成了定兴县天宫寺乡伪警备中队中队长谭葆森率部起义，伪警察所同时起义，由李一率八路军二联县大队接应，将起义者安全转移到山区根据地。此次行动六天之后，即1944年正月初四，我父在定兴火车站遭日本军队抓捕。经组织营救，于二月底保释。三个月后，再次被定兴县日本宪兵队特务张钧、王德钧抓到宪兵队。先是解送到保定，后被押送石家庄（当时叫石门）东兵营。在六、七月间，被押送到北京西苑劳工收容所。直到日本人投降之日，我父亲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当时，我父亲和所有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只知道那里是劳工收容所，因为大家都知道将被送往东北或日本充当劳工。而不知道西苑收容所实际上是侵华日军华北战区“俘虏营”。

　　在我上小学时，父亲就时常向我讲起他在西苑俘虏营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据父亲讲：

　　收容所的规模，大约关押着数百个八路军俘虏，其中官最大的是一位八路军团长。

　　收容所的级别，看押战俘的日本军队，官最大的是个大佐，据此推断，这个收容所在日军里是个团级单位。

　　战俘管理，亦按军事化管理，分大队、中队、小队，小队之下是班。

　　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班长，均由俘虏担任，大队长即由那位团长担任。

　　以上人员，按照级别，享有不同待遇，大队长住一单间，订有报纸，伙食与日本兵相同，班长则与大家同住监舍，伙食亦同，但可以先盛饭、多吃饭。

　　那里的伙食，一般俘虏每天吃两顿饭，全是混合面（橡子面、玉米面、高粱面加沙子）的稀粥，每人一碗。

　　每个班的稀粥，经过班长大碗、捞稠之后，其余的人只能喝上多半碗稀汤。

　　那里的战俘，不断地有人被饿死、病死，大约每天要死去七、八个人，多的时候要死十多个人。

　　对死去的人，每日用马车拉到西苑附近的乱葬岗子抛弃，而不作任何掩埋，任由野狗啃咬。

　　监区和监舍里老鼠很多，饥饿难忍的俘虏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捉老鼠吃，而且是要生吃。

　　某日放风时，伙房的废水沟里流出来一根大葱叶，有两个俘虏冲上去抢食，被日本兵发现，随即进行示众体罚，让两人各举一根高粱秆，高举过头，手臂不许弯曲，弯曲了，就用鞭子抽，经过三个多小时，两人都被折磨死了。

　　那里的俘虏，不断地有人被送往东北或日本，也不断有人被日军从华北各地解送进来。

　　除去病死、饿死的，也不断有人因不堪日军的酷刑，不断地死去。

　　凡是新来的俘虏，都是日军审讯的重点，总想从这些人身上榨取有价值的情报。

　　我父亲多次受到日军的刑讯，多次坐老虎凳、被灌凉水，灌凉水的方法如下，把人绑在只有两条腿的板凳上，头朝下、脸朝上、脚朝上，大约30度角，用长毛巾捆蒙住脸、鼻、口，由一个日本兵拿着大水壶对着口、鼻慢慢向下浇水，受刑者不得不喝，等喝得肚子里满了，再也灌不进去的时候，日本兵就用脚踩踏受刑者的肚子，让水从受刑者的小鸡里尿出来，然后再灌。

　　只灌凉水，还算是轻的，有时还会灌白灰水，或者是辣椒水，我父经反复折磨，当时虽然才29岁，就已经象七十岁的老人憋不住尿了。

　　收容所里条件恶劣，有人回忆说是许多人长了疥疮，其实是每个被关押的人身上都长满了疥疮，我清晰记得父亲腿上就有许多因为长疥疮而留下的斑痕。

　　那时，我母亲朱淑贞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五亩地，住到北京阜城门内羊肉胡同的亲戚家，每天靠她那双半大脚走到西苑去（因为我的姥姥是旗人，对女儿缠足不太认真），到收容所抛尸的地方去，翻检被扔出来的尸首，看看有没有我父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风雨无阻，每日来回四十里，没有一天间断过，直到我父亲被释放为止。

　　在日本投降后，该收容所是被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同时接管的，这一点也是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及，接受日军的投降时，给每一名八路军俘虏颁发了一张、由三方军事长官签章的“八路军俘虏释放证”，我父亲的那张释放证过去存放在我二哥李砚斋家，我看过多次，证书左边是日军代表的签章，右边上下并列是国民党军队代表和八路军代表的签章，上面写有“八路军俘虏李桐经移交释放”。

　　在日军如狼似虎的看管之下，收容所里竟然有地下党，这一点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及，负责人就是那位八路军团长，他在该收容所被我方接管时，亮明了身份，他与接管的八路军代表接洽，将俘虏中的地下党党员以及表现好的同志介绍给接管代表，并由八路军接管代表为这些人开具了继续参加革命的介绍信并且分配了工作单位，我父亲在拿到释放证的同时，也得到了这样一份介绍信。

　　我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对历史学情有独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所以整理记忆，将我父亲口述的历史，不惮繁琐地写将出来，献给为抗击日寇做出过贡献、献出了生命的先人与先烈，献给一切热爱我们祖国的人。

　　每当我翻动这些记忆，心中总是感慨万千。我敬仰我的先人，敬仰我们民族的先烈。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先人，缅怀我们民族的先烈。

　　（作者：李宝柱，男，汉族，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全国第一个被免试录取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师从世界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专修宋辽金元史。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著《宋代人口统计问题研究》，解决了中外史学界聚讼200余年的历史疑难问题；《〈宋史职官志〉官品制度补正》，复原了失传900余年的北宋官品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官商》，阐明了古代官员及官员子弟经商的历史教训。参与撰写《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中国政治制度史纲》、《国史镜鉴》等书。撰发各类文章、书稿近百万字。

　　1985年至199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工作，多年从事和分管理论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1992年至今，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指导室主任，长期从事和分管政法宣传工作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工作。主持编辑《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共计20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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