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人权保障
来源：
人民网
2009年11月03日19:27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场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影响全世界。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之后，人们就在不断探寻这样的问题，危机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金融危机会不会造成人权危机？本文试图从人权原理的角度阐述金融危机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一、危机传导过程：从金融危机到人权危机
从理论上来说，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三步的传导过程。一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在美国，金融危机肇端于2007年春季，而演变为经济危机则是2008年秋季。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救市方案，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可能性。11月底，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经济危机。接着，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宣布濒临破产，更标志着这个传导过程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明显的经济衰退过程。二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金融危机引发社会方面的问题，并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是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当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前景已经明朗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才会发生。经济危机是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因为经济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但如果仔细分析，在经济危机中，不同阶层的人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却各有其特点。大体可以说，富人在财产上的损失最大，中产阶层在信心上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穷人所面临的问题则最为突出。
三是从社会危机向人权危机的传导。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过。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造成很大损害，进而影响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大量财富的消失、大面积的失业、生活的日益艰难、越来越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2001年年底，阿根廷由于债务问题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被看作是自1891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发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暴乱，政府被迫宣布戒严，经济部长及总统相继辞职，随后两周内连换5任总统。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危机始发地美国大体太平无事，但欧洲却爆发了多次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去年12月，希腊一名在贫民区巡逻的警察滥用职权，向一群“问题少年”开枪,导致一名15岁少年不幸丧生。该事件引发成千上万的希腊学生走上街头。“少年之死”固然是希腊骚乱的直接原因，但金融危机却是导致骚乱的深层经济原因。过去10年来，尽管欧盟经济发展缓慢，希腊却保持着年均4%的经济增长率。但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打击下，希腊赖以生存的海洋运输业面临严重困难，全国失业率高达7％，民众的贫穷化程度加重。希腊大规模社会骚乱后，冰岛、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法国、英国等都先后出现罢工和反政府骚乱。
尽管社会动荡主要发生在欧洲一些国家，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远大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困现象严重。在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积极寻求转嫁责任和风险压力。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西方转嫁的经济金融负担外，还面临信用紧缩、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官方发展援助减少，资源产品价格下跌等困难。去年12月，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中美洲各国的出口量和侨汇量均出现明显下滑。该报告预测，中美洲脆弱的就业市场将持续萎缩,将出现大批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贫困人口激增,赤贫现象日益严重,向北美国家非法移民数量增加,社会治安持续恶化。
二、人权实现形式：从经济社会权利到公民政治权利
如前所述，失业是从金融危机过渡到人权危机的重要因素。200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半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报告预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增长率只有3.9%；2009年将下降到3%，这将是2002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则显示，全球失业率2007年为6.0%，预计2008年为6.1%，2009年可能会高达6.6%。，到2009年底，全球失业总人口可能上升至2.1亿。这是“全球失业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1亿关口”，也是10年来全球失业人数首次突破两亿人。如果目前世界各国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能迅速奏效的话，失业人口数量还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由此看来，金融危机首先影响的是人们的经济社会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在人权思想史和人权运动史上，具有人权代际标志意义的一种人权是生存权。生存权以“极穷权的生存权”为思想发韧，中经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人权文件对作为自然权形式的生命权的宣言化，和早期资产阶级宪法典对劳动权与救济权的国家义务化，至1919年由《魏玛宪法》完成定型任务。生存权利规范的确立标志着人权价值重心开始由自由权本位的人权向生存权本位的人权转移，也标志着人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由国家消极向国家积极演进的不可避免。生存权诞生后很快由国内立法上升到了国际法层面。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将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列为联合国的目标之一。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公民享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享有保持和保障充分生活水准的权利，享有劳动的权利、教育的权利和文化生活的权利。1966年联大又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生存权及相关权利作了广泛规定。
生存权的权利主体不同于第一代人权。作为第一代人权的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的权利主体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而作为生存权的权利主体则是生活中的贫困者、失业者等弱势群体，所以生存权又被称为社会弱者的权利。可见，生存权的权利主体是具体的、特定的人。当然所谓“具体”、“特定”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中有的人永远是强者，有的人永远是弱者，社会强者、社会弱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强者有可能沦落为明天的弱者，今天的弱者也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强者。在此意义上，生存权的权利主体又是普遍的，只不过有的是显在的、有的是潜在的。生存权的性质亦不同于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自由权的实质是个人的自主、自治，是要求国家不干涉的权利。而生存权的实质是保证每个人过起码的生活的权利，是要求国家积极履行保障义务的权利。或者说，自由权是为国家划定的不得介入的行为领域，而生存权则是为国家划定的必须作为的领域。平等权是一项形式性的权利，财产权是一项实质性的权利，而生存权则是一项包涵着形式内容与实质内容的权利。
生存权的现代内容主要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生存权由初创时期的单一经济内涵，扩大到社会及文化多重内涵，已构成了它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生存权的这一时代特征看，我们在理解生存权时，就必须虑及生存权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初创时期的生存权仅仅是在第一层面展开的，也就是说生存权仅仅是或者主要是生理上免于饥饿的权利、免于流离失所的权利。而在今天，精神上免于饥饿的权利已经成为了生存权的有机构成部分。
金融危机不仅会对人们的生存权产生影响，也会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韩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了贫困层数量的急剧上升，而且造成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度急剧下降。在韩国金融危机之前的1992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为82％，金融危机发生后2002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为71％。危机期间的低投票率意味着韩国国民的政治参与意愿相对降低。此外，自杀率的上升也是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1997年韩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为14.1人，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上升为19.9人，2005年达26.1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人权保障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三、人权保障模式：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探究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众说纷纭，有人将之归结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有人指责都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祸，还有人痛斥金融监管的缺位，然而也有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近30年积极推行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思想，简单而言就是大市场、小政府。它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若由国家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调节分配，则会破坏经济自由，扼杀人们的积极性；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应对现有的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由于新自由主义在短期内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推动了世界经济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新自由主义逐渐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站稳了脚跟。
美国还一直致力于利用其雄厚的国力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了针对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经过激烈讨论，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提出了针对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十条政策建议。“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的实质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使得自由主义思想从学术理论转变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得以全面推广和贯彻。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经济秩序中风靡一时，加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经济的联系，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和开放化，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和互动性加强，资本自由流动的速度与规模都不断增加。这场危机从美国源头流出后，在我们浑然不觉中融入了世界金融体系，各国投资者纷纷逃离市场，导致了全球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流动性枯竭。由于在金融市场里，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用体系崩塌，金融体系的基础也就受到了威胁。
自由与平等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一直是主导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对二者的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对于市场而言，并不是越自由越好。任凭金融衍生产品无限延伸，金融工具泛滥交易，高杠杆的操作，人们非理性地追逐利益，最后危机一旦被触发，整个市场将面临崩塌的危机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一些国家也在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自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JoshuaRamo）发表《北京共识》一书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受到国际舆论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新课题，他们都在努力探索符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备受全球关注。中国模式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人权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有很强的普遍性。但是，人权同时又具有特殊性，各个国家实现人权的具体方式要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如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把普遍的人权理想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之路。
中国将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条件下，全面推进人权。在发展人权的基本方向上，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原则，立足于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和促进全国人民人权的发展；在促进人权的轻重缓急上，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地位，同时兼顾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个人、集体权利的全面发展；在促进和保障人权的方式方法上，强调稳定是前提，发展是关键，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采取了一种更加全面、更加平衡的立场；在人权政策和理论建设上，确立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1991年，中国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向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人权概念的接纳和理解；199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200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目标再次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国家意志，获得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在国际人权交流合作上，高度重视国家主权在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来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有效地捍卫了国家主权，从而为人权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十多年来，由于中国坚持了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不仅使全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大为改观，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从而使人权建设在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权状况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自身的人权发展道路，在成功应对危机的同时，使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处长，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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