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加减法:毛主席纪念堂朝向打破传统习惯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当初，苏联专家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他们的灵感来自以纪念为主的莫斯科红场，这与中共高层的想法合拍。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张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性质应该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味道的”

　　本刊记者/王婧

　　60年前，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传遍神州大地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举世闻名的广场。

　　天安门城楼在广场整体布局上，大有“横空出世”之气象。广场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陪衬这一主体建筑。这便是天安门广场兴建的奥秘。

　　在西方城市史上，一个重要广场的形成，往往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岁月。而中国在短短近30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总结：“天安门广场的每一次扩建和改造，都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也凝聚了新中国几代城市规划专家的心血。”

　　新生：第一面红旗

　　1949年7月上旬，斯大林提醒中国，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前提下，要注意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利用中国暂时没有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

　　在认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同时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盛大的典礼最终“落户”到天安门广场。

　　彼时，这里刚刚结束了历时91天的大清扫。

　　此前，天安门城楼荒冢般寂静，仅留在城楼上的野鸽子粪就能装几大卡车。有资料记载，当时，天安门前的垃圾堆足有3层楼高。

　　天安门守护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垮台之前，皇帝的权威一向是通过这道大门向外传播的。

　　1919年，“五四”运动的大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举起，天安门广场自此就成为了中国人举行爱国运动的地方。

　　为了阻止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的政府还在天安门前种植白丁香、黄刺玫，目的是为了缩小天安门广场的面积。

　　1949年8月上旬，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做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整修天安门的决议，由建设局承担这项任务。

　　9月底，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以天安门作为主席台，南至中华门，东至公安街，西至西皮市。整个广场可以容纳16万人。

　　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修建国旗旗杆，因为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将要亲手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各界代表在国旗旗杆的选址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杆应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同高。经过实地测量，高度为35米。

　　但刚刚解放的北京百废待兴，要找出一根适合做旗杆的材料相当困难。最后只能选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接而成，完成之后，高度仅为22.5米，不能再加高了，达不到35米的要求。这个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最后决定，国旗旗杆的高度可以定为22.5米。

　　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按动了电钮。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定格在22.5米。直至1990年，这根旗杆被送进了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取而代之的是一根33米高的不锈钢旗杆。

　　 规划：性质之争

　　开国大典让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如何规划天安门广场，让其成为展现新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了此后的重中之重。

　　从1950年至1954年间，规划部门陆续做了15个方案，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问题展开了讨论。

　　有关天安门广场的性质，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政权，故而广场周围应该以国家主要的机关为重点建筑物，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政治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场应该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周围的建筑物应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

　　苏联专家团的看法接近前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纪念馆，性质是庄严、肃穆的。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莫斯科红场，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

　　这个建议和中共当时的构思颇为接近。早在1949年9月30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广场上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天安门广场这种“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的性质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后来，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中，东为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今天的国家博物馆)，西为人民大会堂，也体现了这种性质。

　　广场的性质，在张看来应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的味道”。他认为天安门广场与外国的首都广场不同，因为这里“五一和十一游行是政治性活动。节日晚间狂欢、放烟花是满足群众性活动的要求。平日更是人们瞻仰、流连的场所。”张的话道出这个广场的独特之处，在50年代，中国几乎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五一”和“十一”的大型游行。

　　董光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当年对天安门广场性质的大争论，直接决定了天安门广场日后的布局和发展。直到今天，当年为天安门广场定下的基调都没有发生过改变。

　　中心：人民的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上修建的第一座纪念性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开国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做出了决定，要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建碑立塔。

　　关于纪念碑的选址，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但更多主张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心脏，更是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地方。

　　而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也曾选了三处：一处是东绒线胡同延长线与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地位比较适中，大体在天安门与正阳门中间偏北12米处。另两处一处偏北，离天安门、旗杆较近。最后一处偏南在中华门与正阳门之间，离天安门较远。

　　到底该定在何处，谁也不敢决定，但纪念碑即将奠基，已经没有时间再斟酌了。据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长赵鹏飞回忆，周总理亲自前来催促，听了建设局汇报后，决定把纪念碑定在比较适中的位置——五星红旗之南、天安门与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大致相等。

　　这一方案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由朱德带队，从中南海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在纪念碑奠基之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

　　到1951年，来自全国的两百多份方案汇集到京。纪念碑设计方案各有千秋，梁思成领导设计的纪念碑方案最终获得了各界认可。但浮雕主题和碑顶的形式却成了两大久悬不决的难题。

　　范文澜主持的史料专门委员会提出了9幅浮雕主题方案，报请毛主席指示，经多次讨论后定下了8幅。而碑顶最终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敲定采用“建筑顶”。

　　纪念碑的朝向问题，最初是根据传统布局，以朝南方向作为主要立面。在建筑过程中，周恩来考虑到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最好能从背面看到毛主席题字。由此决定，一反传统的格局，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这种面向，对广场后来的扩建，特别是对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落成，新华社在当年4月22日发表消息称，这“是天安门广场改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扩建：十周年的十大工程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年建成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让“纪念性”在天安门广场上得到了更好的延伸。

　　两大博物馆属于为国庆十周年而建的“十大工程”。在当时，十大工程的选择是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不忘革命与历史，反映工、农、兵、文化、科技界各阶层人士和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

　　为此，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天安门和长安街的规划编制。

　　但这次规划编制有三个前提已经有了明确指示：一是广场要大；二是在广场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三是设计思想要解放，大屋顶解禁。

　　在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转而下，中国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提出要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来。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

　　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回忆，195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彭真关于改建天安门广场的汇报后指示，6亿人口大国的集会广场，太小了不行，天安门广场宽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一直向南通出去，直到护城河，东西宽500米。

　　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最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敲定下来的，随后根据拍板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在“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大、要求最高的建筑是大会堂，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比明清两代经营了数百年的皇宫总建筑面积还大。光是观众席部分所占的体积就足以装得下整个天安门城楼。

　　这次工程庞大繁复，北京市委因此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及艺术家参加筹划，后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审查了国庆工程模型。12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正式通过了整体工程和施工方案。

　　但由于一年的工期十分紧迫，国家剧院未能建设，科技馆也只完成了基础，美术馆也无法在十年大庆前如期完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古老的天安门经过重修，焕然一新，三面红墙连同“阻碍交通”的东、西长安门一并彻底拆除。广场西侧是象征着人民政治权力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连同广场先已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政治活动中心。

　　一个规模雄伟、气势磅礴的人民广场呈现在人们面前。

　　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政治空间上也增添了新的含义。侯仁之和吴良镛写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对比之下，紫禁城这个旧日的中轴，则已经退居到类似广场"后院"的次要地位，并已经被改造成一座最具体、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大课堂。”

　　定型：毛主席纪念堂落成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点。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纪念堂预留了位置，这在1964年的长安街规划中就有所考虑。在当年的国际饭店会议记录中，戴念慈的发言提到，天安门广场“南部即使压缩一些，放毛泽东纪念馆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出当时内部讨论时，专家们已了解了这个意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有人提出，应该像北大校园的斯诺墓一样，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然而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彻底否定，理由是毛主席的身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去世，也得让人民群众永远能看到他。

　　于是，中央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纪念堂，用来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仪容。按照中央指示，由北京、上海等8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

　　选址设计组的成员到了中南海、昆明湖等地，设计出了“水上日出”的方案；到了香山、景山、玉泉山，又设计出了“山顶红星”的方案，但无论山水，设计组的成员都觉得不太合适。

　　当时从政治意义和客观条件等方面，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的意见自然地占了上风。设计组的成员认为，毛的伟大身躯，江河湖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但具体位置，当时方案有三：

　　第一个，纪念堂紧靠纪念碑。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

　　第二个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让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布局，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太大。

　　第三个纪念堂紧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达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最后中央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的正中，等距各200米，也就是原中华门的位置。

　　纪念堂的高度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而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又会压倒纪念碑。

　　经过视线分析，最后确定纪念堂的高度为33.6米。

　　在纪念堂的朝向上，打破了中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然而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会使人心里不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组领导成员赵鹏飞提出了一个想法，把纪念堂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毛主席就在群众中了，心里不安的问题就解决了。

　　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竣工。建成后的毛主席纪念堂，正好位于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它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高度相当、色彩接近、风格协调、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建筑群。

　　至此，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整个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定型于北京市中心。直至团结柱即将“扎根”广场的消息被曝出，广场成长的记忆才又被人们重提。

　　(本文参考树军编著的《天安门广场备忘录》和董光器编著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