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奥巴马缓见达赖是对中国的外交姿态

罗伯特·巴内特

　　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西藏项目主管

　　早报记者 马毅达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的前一个月，达赖开始对美国展开“访问”，尽管奥巴马打破了18年来美国在任总统接见到访达赖的惯例，没有与其见面，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将在11月访问中国后再会见达赖。

　　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管罗伯特·巴内特（RobertJ.Barnett）认为，奥巴马此举更多的是一种技巧，一种外交上的态度，他希望能跟中国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作为西方首个现代西藏研究项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项目的创始人，巴内特也对中美如何建设性处理西藏问题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应该多设立一些有关西藏研究的教学项目，培养真正了解中国和西藏的年轻西方学者，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学者的声音得到聆听和采纳。

　　访华会提西藏问题

　　东方早报：奥巴马访华时，会否在中美元首会谈上提出西藏问题？两国领导人会对此进行怎样的讨论？

　　巴内特：我想奥巴马访华会提出西藏问题。今年9月的时候，他派出了自己的亲密助手、白宫高级顾问瓦莱丽·贾特勒前往印度达兰萨拉会见了达赖喇嘛，双方就谈到奥巴马此次出访会涉及有关西藏的议题。所以，这一议题可能会成为奥巴马访华议程中的一项。

　　此外，奥巴马没有在10月份会见访问华盛顿的达赖喇嘛,遭受了很多美国媒体的批评，无论是美国国内抑或是其他西方媒体，都批评他的这一举动，他被指责为向中国“屈服”，没有像其他美国总统通常会做的那样去会见达赖。所以，这次他希望能显示出积极一面，表现出自己并不害怕向中国提出这一议题。这也将有利于他巩固在美国国内和在国际上的地位。

　　东方早报：有报道称，奥巴马极有可能在11月访华后会见达赖，如果此事成真，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中国会像对待萨科齐一样对待奥巴马吗？这是否会激怒中国？

　　巴内特：对于这一问题其实存在不同看法，不过这确实取决于中国。或者说，取决于中国政府愿意对此作出何种反应。这就像是一盘棋局，中国可以就此作出任何一种反应。

　　但是欧洲的棋局跟美国的不一样，欧洲是分散的，所以他们更容易受到一些外交手段的影响。不论是在经济上或是商业上，欧盟各国都在互相竞争，希望能进入中国巨大的市场。但美国就不是这样了，要使用这样的策略就不是很容易。

　　就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来说，当国家领导人谈及人权时，彼此之间似乎存在一个约定，就是人权问题并不属于战略范畴，他们会强调西方民众非常看重的西方价值观和原则。也有一些人认为，西方政客在传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不会干涉对方的国家利益，人权只是排在第二位的议题。我不知道这一说法是不是真的，但是西方国家在强调人权问题的重要性时，并不希望会影响或损害两国的关系。

　　奥巴马意识到中国关切

　　东方早报：在西藏问题上，奥巴马是不是在走“中间道路”，即不支持“西藏独立”，但却对达赖喇嘛表达支持？美国是否会继续利用所谓西藏问题掣肘中国？

　　巴内特：很多人都将奥巴马不与达赖喇嘛会面理解为他软弱的标志，但我认为这是美国国内对他的误解。我把奥巴马的这一举动理解为他对中国的尊重。要知道，奥巴马并没有取消会面，而是推迟了会面。通过这一举动，奥巴马显示出他已意识到中国对此的忧虑、不安和敏感。但同时，他的立场也是很坚定的，他会在访华回国后与达赖喇嘛会面。所以，这是奥巴马显示尊重的姿态，但并不一定是软弱，这更多的是一种技巧，一种外交上的态度，他希望能跟中国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东方早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0月1日宣布，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玛丽亚·奥特罗将担任奥巴马政府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奥特罗将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双边关系背景下，协调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计划和项目。”这份声明还说：“奥特罗将努力营造环境，推动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讨论，并支持帮助维护西藏独特文化的倡议。”这一举措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将更深地涉入西藏问题？

　　巴内特：事实上，这一任命变化并不大。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的时候就曾任命克莱格出任这一职务，当时他是白宫的政策计划主任。这些任命本身并不意味着重大改变，相当程度上，他们跟其前任的职能类似。我想，中国政府对此不会过于忧虑。作为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与全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奥特罗本身拥有移民、人权等方面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她跟其前任的背景也相似。

　　多接触才能多了解

　　东方早报：就您的接触经历来看，美国官员和智库对于西藏的了解程度究竟如何？

　　巴内特：从2000年到2005年，我在西藏大学为外国学生开办了年度夏季项目课程，负责讲授西藏电影、电视、传记等课程。一般来说，美国人都是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持批评态度，但是如果他们了解到这一问题背后的复杂和繁琐后，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缓和。所以，我认为这样的项目对中国的利益而言也是有好处的，它培养出第一代真正了解中国和西藏的年轻西方学者。

　　像我这样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随着我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观点和看法后，态度和观点也在变得和缓。同时，我们对西藏问题上的批评，虽然让人感到难以接受，但有些也是有建设性的，也在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我们也跟中方的学者有着深入讨论，在允许的情况下也会跟西藏有关人士交流接触。我认为，增加人们对西藏局势的了解，加强对这一议题的学术研究对解决问题是大有裨益的。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学者们看到一些现象就会加以批评指责，但这都是为了事情的解决。有时，改变或改进一个政策并不是特别困难，我们希望能就此提出意见，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东方早报：我们注意到，拉萨3.14事件后，中国派出很多西藏宗教人士和研究者频繁访问西方，这些举动效果如何？

　　巴内特：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认为，对中国的人权进行指责会让中国变得愤怒，而不会让其变得积极。但我认为，对于一些想改进现状的中国官员、学者和民众来说，这些批评会帮助他们。我也碰到过一些中国学者，他们都是很开明的，他们对现状很了解，也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认为，这些建议都是富有成效的。但困难在于如何将这些专家的意见融入到政策制定当中。这也是由于西藏问题变得如此引人注意，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对政策进行剧烈调整，因为这会有损中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