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危机最坏时候已过

　　2009年11月5日，“反危机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周年”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新华网进行现场直播。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新华网陈竞超摄

　　新华网消息：由经济参考报主办的“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反危机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周年高峰论坛”5日下午13：30开幕，论坛围绕“宏观调控与经济运行”、“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等话题进行讨论。下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发言要点：

　　非常荣幸参加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发表看法供大家讨论。我拿到题目后就琢磨了一下，我们的题目叫做“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个词我不知道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借鉴过来的，我总的感觉是它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考虑。

　　因为我们用“后危机时代”就避免了用另外一个词——“复苏时代”，大家不想说，不敢说。因为这次危机叫做“百年不遇”，应当说处置危机的措施也是百年未见，全世界联合出手，各种政策措施的强度之高也是百年未见，遏制经济下滑速度的步调也是百年未见。

　　很快我们阻住了下滑的趋势，但是下滑阻住了是否就是复苏呢？大家看到不仅原来导致根据性的危机的因素基本未触及，甚至还有所恶化，比如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依然没有改善。

　　而且危机中为了应对临时性的变化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手段，比如巨额资金的投入，大规模的国有化等等，它们固然有阻止危机恶化的作用，但是也有阻止经济健康复苏的副作用。所以可以确认的是危机最坏的时候过去了，但是很难有把握地说复苏时代到了。

　　大家都觉得从遏制下滑到真正走向健康的复苏之路还有一段路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用“后危机时代”这样一个中性的词特别恰当。因为没有定性的判断，而且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用“后危机时代”指称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正表明了大家对复苏之路的担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下一步的任务不是短期的，最近我们中央领导也反复说过，对于今年以前的定论以及明年的问题都不大，而我们要关注的是后年甚至是再往后，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长期的事情很多，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讲一下我自己关注的三个问题。

　　一是为经济复苏和经济健康发展寻找新的科技基础；二是要通过投资结构的计划来推动经济推动计划；三是理性地面对现在的经济形势。

　　首先我想谈的是，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基础，这个命题的提出包含了对此次危机的判断。今天的危机按照杜总说的是一年，在我们专业研究的人看危机已经两年多了，金融危机的起点是2007年2月，汇丰银行在他的利润表中暴露了一批次贷。大家知道金融机构，特别是像汇丰这种富可敌国的大机构它的腾挪空间是很大的，以致于他的所有腾挪空间都用尽还不得不暴露出一批次贷损失，表明危机已经开始了。

　　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以后，导致金融界整个像地震一般，那就使我们要想想后面是不是有更深的原因呢？那一定是有的。金融危机到达这个程度一定是经济危机，于是我们就要往前追溯此轮危机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标志就是互联网的颠覆，也就是纳斯达克股市的爆跌，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新一轮的经济，我们上一轮经济靠的是高新科技的产业化，靠它产生一个又一个新的产业，靠着它改革、变革甚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有的传统产业，让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革。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危机之前长达近20年的增长。做世界史的人都知道这次增长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低通胀、低利率，高增长、高收入，人人都觉得世界在发展。我们的分析思路是金融出大问题根是在经济上，经济出大问题，根是在科技基础上。这一轮危机所以会如此之严重，根据就在于上一轮经济增长的科技基础它的动力已经消耗殆尽，它已经不能够为经济社会创造新的机会，不能不断创造微软这种新的企业。

　　危机发生后我们研究了一下，在上世纪末，在美国的股市上，美国本土公司的绝对数量是减少的，一个社会如果不创造企业哪里来的就业呢？没有就业哪里来的收入呢？没有收入哪里来的增长呢？美国本国已经没有增长了。使得这个进程得以延缓的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大家知道本世纪开始以中国为首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我们用我们极为低廉的产品的成本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使得本应在本世纪初发展的这场经济危机得以苟延残喘，一直到2007年才爆发。

　　我们可以看到，从纳斯达克股市暴跌一直到2007年2月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中间波波折折，美国市场上没少过事，不断在有中的、小的危机，这表明经济需要有一次大的爆发来解决它的根本问题。

　　基于这样的分析，下一轮增长一定要找到它的科技基础。现在全世界都在找，但是没有找到，美国人奥巴马一上台他区别于前任政府的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救助计划包括三个方面：一经济救助；二金融经济；三高科技。就是这样三块，到现在为止，他们找的还是所谓绿色经济，稍微做一点深入研究的人都应该知道迄今为止它还只是一个“大棒”，还是发达国家用之压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大棒。

　　包括美国人自身、欧洲人自身都还没有一个动力要用这样的动力从根本上改造它的经济结构。犹如上一轮大家要用IT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

　　而且相比从技术经济角度来看，像互联网这样的信息技术，它对于整个经济产生的是加法的作用，就是它的产生使大家都提高了生产力，而所谓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是让大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增加成本而不是增加产出。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冷静的头脑，中国政府对国际上汹涌而来的需要让我们承诺的东西保持了非常冷静的态度，我们积极应对但绝不承诺。

　　但从另外一面看，我们国家在2008年开始启动促进增长的措施的时候，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的措施首先以四万亿投资为代表进行经济救助，立刻止住经济下滑的趋势；其次是十个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一直到后来不断有类似的十几个计划，这是着眼于中期的；再有就是被媒体所忽视的，我们同时启动了16项科技专项。

　　有熟悉这方面的同志应该知道这16项科技专项我们原本是打算逐步实施的，一年搞一、两个，而危机发生后，我们政府认识到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一个科技危机，是一个科技产业化的危机，所以16个专项同时启动，我们希望在专项启动的过程中探寻到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科技基础，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有效果了，不仅如此，前天，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标题就是《让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他把我们前面所做的这么广泛的探讨归纳为五个产业：能源、光电子（微电子）、传感网、物联网，生命科学、空间、海洋和地球科学，这几个方面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种态势我觉得和国际上相比我们是有远见的，像美国、欧洲这样的国家由于有利益集团的制约，他们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远见性，就此而论我们实在是应该庆幸。

　　但是当我们要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寻找牢固的科技基础的时候，要注意的有两点来推进这个战略。一是原创性，所谓的原创性就是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过了学习阶段，或者说已经没法学了，我们要学的东西其实还很多，但是人家已经不总体上立足于自身，立足于让你学了，没有东西提供给我们学了，所以我们必须从原创，立足于自主知识产权，然后把它在我们本土上产业化。

　　二是我刚刚说的产业化的问题，我们这些年来常常有一个偏颇，说到高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高新科技成为我们经济基础的时候大家把眼光较多地集中在高的科学上，科学肯定是基础，但是我们现在直接要的，或者说科学、科技发挥作用的地方是要产业化，要让这些科学能够成为技术，能够成为产品，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这在我们中国是特别需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有金融的支持，我们要有产业组织的创新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的引导。

　　这样来看，我们这个任务的提出是沉甸甸的，需要我们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当然，值得高兴的是前不久推出了创业版，震惊世界，十年未推出，今天推出了深有含义，因为创业板就其金融交易的东西来说没有新东西，但是就其支持科技发展，特别是支持科技产业化而言意义重大，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在这时候推出，体现了我们要为中国未来的增长勋章牢固的科技基础的努力。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优化产业结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支持国内增长的三大因素中那两个因素基本上不可依赖。比如说消费，我们看到所谓零售总额在上升，但是零售不代表消费，每年统计下来的结果，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平平的，甚至是略有下降的，我们采取了这么强的刺激措施，并没有使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显著提高。

　　我们的储蓄还在上升，现在已经过50%，消费和储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储蓄高的话消费自然就低，这块是很难依赖的，追根溯源消费是居民的行为，居民要想消费首先要有收入，但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下降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尤其要改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谈何容易？

　　出口如何，这不用我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全球经济还没有明显走向复苏之路的背景下，即便我们的增长率还为正，但是它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完全不能和前30年同日而语，这部分就长期而言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那只有依靠投资。尽管我们对投资有千般责难，但是转过来转过去就是这么一个轮子，必须依靠投资。

　　因此，我们看到从1998年11月份中央采取第一个四万亿措施投资的开始，其后有九条、十四条等等条条道路通投资，都是要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事实，当然，很多人愿意就此进行深入讨论也无妨，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投资压了多少年但是越压越高，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发现还只能依赖它。于是，我们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就必须从调整投资结构入手，换言之，投资之所以这些年一直被很多人所不爱，被很多人所诟病，是因为我们投资的方式太传统，投资里面的很多结构不合理，因此，我想下一步，当我们确认还需要依赖投资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调整投资的结构，要优化投资结构。

　　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我列了一下，大概有五个内容要关注：首先，投资要以创造就业为第一要务，投资下去就是GDP，马上增长就上来了，但是他不考虑这样一笔投资下去有没有就业效果呢？现在迄今为止的大投资，从银行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称之为“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投资就业效果是很小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数字在变化，但是唯有就业数字是不好的，全世界都是如此。

　　一笔投资下去经济增长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就业没有的，要促进就业就要下苦功夫，具体我们的投资要投向中小企业，要投向中西部，要投向“草跟”，这是要做大功夫的，而不是几十亿、几百亿砸向这里后面的事情可以不管，因为机器替你做了。我遇到一个做奥运经济的，他跟我说北京奥运会投资五千亿，创造的新增就业两千人，这不可能创造多少就业，这是很特殊的场馆项目。

　　试想，这样一笔投资，哪怕像洒胡椒面一样洒给中小企业，就业效果也不止两千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就业在理论界以及在政府部门都存在争论。当现在我们提出以民生为本，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总体大的社会战略目标的时候，在投资上就应该明确地转向就业。

　　第二，投资要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现在大家对产业增长心里有不踏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投资于那样一些不能够调整经济结构甚至恶化经济结构的领域去了，这是实话。感觉理论上已经没有太多可以探讨的了，关键是要下决心，有很多决心要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

　　当然，这里面也不能说理论探讨没有余地。现在中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但是这个中后期的总体状况在不同的区域（中部、东部、西部）表现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完成工业化，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有的地方还在工业化初期。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和这样的状况结合起来才能有效。

　　第三，投资应该有利于区域的均衡发展，也就是投资的区域布局要平衡。好在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规划：中部崛起、振兴老工业基地、西部开发等等。现有的框架足够多，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框架的内容逐步充实，让我们的投资项目能够逐步实现。

　　第四，要调整融资结构。现在中国从投资的需求来说是很大的，从资金的供应上来说，就宏观而言也是很大的。但问题是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储蓄，金融表现是银行存款，对外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不讨论。那就银行存款而言，他如果用银行支持投资的话，只能形成投资主体负债的增加。这次危机中大家深恶痛绝的一个词是，它会提高投资项目和企业的杠杆率。

　　现在的金融结构如果我们任其发展它的作用就是提高全社会的负债率，为未来的危机埋下潜在的危险。于是，我们必须改变这样的结构，所以所有支持直接融资发展的措施我们都支持，所有的创新，能够使得债务性资金转化为股权性资金的措施我们都应该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得融资结构和我们的投资结构相吻合。

　　我想大家也还记得四、五个月前国务院为了促进投资不得不降低了项目的资本金率，项目资本金率背后遵循的逻辑就是次贷的逻辑，正贷贷不下去于是放松条件搞次贷，当时解决了问题，但是为以后埋下了危机。不是从根本上从改变金融结构的问题是不可取的，从后危机时代的背景来看这种措施是应该有序退出的。

　　第五，要完善我国投资主体结构，现在是政府用财政资金为主，我们应该大规模转向民间和政府至少是等量齐观，大家共同发挥作用，应当是民间的资本非常积极地进入经济活动之中，只有如此我们的经济才能谈上真正的复苏。可见投资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物价的，我用的题目是理性对待物价波动。也就是说我并不是那么同意很多人所谓的通货膨胀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背后大家都是一个概念就是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现在货币发了这么多不通货膨胀才怪呢。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判断已经陈旧了，如今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不太通用，在中国尤其不通用。

　　所以讲到物价这个问题，我不用通货膨胀这个词，我就用物价。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物价变动有两类因素在产生着影响。一类就是使物价会下来的因素；一类就是会使物价上去的因素。最后物价是什么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均衡。

　　使得物价下跌的因素有两条：一是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是需求不足，总的需求就不足，有多种表现，银行存款多、储蓄多、外汇多，这都是需求不足的表现。在储蓄多的情况下，在供应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你说物价会长期持续上涨，要进入上涨通道，我不相信。第二个因素就是产能过剩，刚刚公布的统计局的数字是24个产业，21个有程度不同的产能过剩。第一季度还是24个产业，19个，而几个月下来增加了2个，大多数的产业是产能过剩，你说物价会上涨我也不信。正是这两个因素导致物价会下跌。

　　物价也会上涨，大致归纳有三个因素：第一，输入型。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最近社科院有几个小组做了一些研究，有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在本世纪以来，在58%的程度上受全球共同因子的影响，也就是说有一些共同因素影响所有经济，中国在58%的程度上受共同因子的影响；第二个数字是中国进出口64%的程度上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这也是很大的。

　　全球因素有很多，这些年最突出的因素莫过于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因素，恰恰中国在高速成长过程中缺的就是这些大宗产品，所以国际市场上大宗产品的波动几乎会立刻变为国内物价的上涨。在2007、2008年的时候，是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国际油价的涨跌大家都那么关注，油价在垄断中被阿拉伯酋长决定着，由交易市场上的“豺狼”们决定的事情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物价你也没有办法。

　　第二是国内的供应冲击。总体上我们供应是大于需求的，但是由于短边规则的作用，总有一些领域和产品供不应求，这些领域的供不应求会造成这些领域中的物价上涨，这个上涨会引领物价水平的上涨。这在2007年、2008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一个猪把大家闹得鸡犬不宁，在2008年上半年大家都在说中国进入了通货膨胀的上涨期的时候突然价钱下来了，我们根本就不明白它怎么回事，就是一个供应冲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一个产品的价格变动就会造成整个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然后引起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这是第二类，这一类经常发生在农业领域，发生在资源、环境，软农业可贸易品，还有一些不可贸易部分：土地、资源、环境，等价格变动立刻对物价造成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就是大家所说的货币信贷多了。货币信贷多了只是物价上涨的必要条件，不构成充要条件，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情况就是过多的货币供应所造成的物价上涨，那个物价基本上不在CPI和PPI所覆盖之下。反过来说就是CPI和PPI所覆盖栏子里的价格涨得不快，但是涨得快的是什么呢？是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我们现在拿它还没有办法。

　　但是好在人类社会还是可以克服一切的，我们看到最近两年已经有新的努力发生，就是宏观审慎监管，这三个词落在监管上，监管是微观的事情，但是微观事情上升到宏观层面，并且要审慎地进行，把银行业这个最保守的行业的规则拿到这上面来做现在这个进展极快，而且我们的货币当局和银行监管当局也都在做了。

　　它的基本思路我说简单一点就是宏观出问题，微观解决、监管解决、体制调整解决，而不靠宏观措施解决，这就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说它简单也是因为原来设定这套宏观理论，根据这套理论所确定选择的宏观政策措施是基于原先的微观市场基础的，而这个微观市场基础在这20年来，尤其这10年来由于金融创新已经基本变化了，微观基础发生变化了还用老的手段进行调控，它的传导机制当然是不畅的，当然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这几年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

　　最后，关于物价我还要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把物价上升看成是洪水猛兽，和前面一样不要把物价上涨看成什么时候都是坏东西，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错误命题，因为对于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来说，物价应当是正的，如果物价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也是不太可能的，适度的通货膨胀是好事情，我们应该追求甚至是求之不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说清楚的，物价唯有上涨企业才愿意开工，企业才愿意投资，开工了、投资了就业才能维持，才能创造，有了就业才有收入，有了收入才有增长。

　　如果物价是下跌的，你口袋里的钱是多的，但是进口袋里的钱是少了。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破除一些误解，特别是媒体朋友们，不要说物价涨就不行了，涨了一点、两点是求之不得的上涨。当然，如果物价上涨形成了一个物价上涨的预期，以致于把这个东西冲高到什么程度，甚至有些人用预期在进行不合理的涨价那是需要打击的。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欢迎并且接受可持续的物价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