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舞台上的倩影

　　讲述

　　甄光俊

　　因河而兴盛因海而发展的津城，有与生俱来的宽容与豁达。正因为如此，以往许多在其他城市与地区不能存留站脚的艺术种类与表演形式，在津沽大地可以生存繁衍，形成气候做出规模，并留下一段段佳话……

　　男女同台表演，如今人们习以为常。但一百多年前，能够在舞台上看到女演员的地方，若大中国只有天津。虽然宋、元、明及清初时的戏曲，一直是男女合作表演的，但到了康熙十年，朝廷开始禁止女演员登台，不执行的地方严惩不贷。一时间，中国大江南北的舞台，清一色变成了“光棍儿”戏。除了不许女性登台外，朝廷还只推崇昆曲，从而又导致了“光棍儿”只能唱昆曲的局面。

　　津城衙门虽然不敢违抗朝廷禁令，但却挡不住民众的喜闻乐见，尤其是那些云集津门的各地商贾巨富，不满足也不满意这道禁令，于是千方百计让女演员重新回到舞台。也许天遂人愿，此时在北京大受打击的秦腔艺人，被迫流入直隶（今河北）地区，为生存他们将秦腔与当地民间艺人合作，很快衍化出一个新的剧种——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唱腔洪亮、高亢，表演生动、逼真，很受百姓喜爱，尤其是有女演员参与，自然观众更多。带着成熟的剧目和优秀演员，一个个戏班走进津门，精明的班主们知道，京津两地虽相距不远，但天津人性情随和且爱戏懂戏，天津戏院开明又有主见。特别是天津开埠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市井百姓的审美标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演艺界来说，津城有全国鲜见的宽松环境。就这样，有努力想演的，有积极想看的，而衙门又睁一眼闭一眼，于是津城舞台上的女演员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梆子女艺人最早在津城登台确凿无疑，但初现于何时？截至目前没见文献记载。上海著名戏剧研究家张古愚先生多年前考证：“1867年，上海宝善街南靖远街北横街，由英籍粤商罗逸卿投资，开一新戏场，取名“满庭芳”，由天津邀来梆子班，演员全是女青年。由于天津女艺人唱做极其火炽，上海先于“满庭芳”两年开张的另一家戏馆一桂轩，竟因此而一蹶不振。”由此可知，天津的河北梆子女艺人至少早在140多年前，已带着成熟完整的剧目进入上海，是津沽大地培养造就了她们。

　　1870年以后，天津出现了“宁家坤班”、“宝来坤班”等专门培养女演员的科班，在全国首开女子戏曲科班先河。这两所科班培养的女演员，不但唱得好，而且武艺功底颇深，唱念做打样样精通。当年的名演员诸如宁小楼、小兰英，均出自“宁家坤班”。小兰英1890年前后即在天津各戏园与杨小楼合演《连环套》，与李吉瑞合演《巴骆合》，与盖叫天合演《八蜡庙》等戏。

　　当然，女艺人在津重新登台，也曾遭到封建势力的限制和舆论的歧视，1896年5月19日《直报》载：“地方当局已令津埠各茶园禁止女角登台演出。因阖郡会馆犯禁，天津县令率兵役到馆查拿女演员，未获，遂令3日内将女角尽数解递归案。”但是，官府禁归禁，老板和艺人皆不以为然，女角照演不误。而且越演声势越大，越演前来学戏的女孩儿越多，以至于多到不得不走出津城，另辟蹊径。据1912年成书的《沈阳菊史》记载，清光绪末年，在奉天(今沈阳)作艺的近百名河北梆子女演员，十之八九源出天津。1920年9月12日上海《申报》所刊“女伶之发达”一文也说：“女伶繁衍，盛于津沽。始有男女合演，莫不由津沽输入之文明耳。”

　　天津有了河北梆子戏剧女演员上台的先例，为后来京剧有女演员奠定了基础，那时京剧中的女演员，基本上都是由河北梆子转工、或借鉴来的。当年的名演员诸如宁小楼、小兰英，均出自“宁家坤班”。小兰英1890年前后即在天津各戏园与杨小楼合演《连环套》，与李吉瑞合演《巴骆合》，与盖叫天合演《八蜡庙》等戏。除此之外，曹桂芬、王克琴、小菊处、赵紫云、小爱茹等杰出的梆子女演员，改工京剧后都成了京剧班的台柱。京剧戏台上第一位扮演丑角的女演员宋凤云，也是在天津唱梆子出身。

　　上世纪初，天津的女艺人经常成批地被邀请到外省各地献艺，尤以上海、汉口、济南、苏州、奉天、张家口、北京等地最为盛行。1912年，北京文明茶园股东俞振庭，破例邀约天津的河北梆子女伶进京献艺，从此，一批又—批的天津女伶登上北京的戏曲舞台，不仅冲击了称雄于京华的皮黄，同时也冲击了与京剧对峙的老派梆子。当年北京《十日戏剧》、《半月戏剧》等报刊对天津女伶有很高评价。1918年，《顺天时报》主持选举伶界大王，刘喜奎所得票数比京剧名家梅兰芳尚多5741票。1914年，女伶金刚钻领衔演出于上海十六铺新舞台，连演20余日，看客始终拥挤不动，当地观众一再挽留续期。同年，女伶小香水应邀到沪，主演于天声园，适值京剧名家梅兰芳也在上海，出演于丹桂戏园，京剧、梆子两个剧种的两位代表性名角争强对峙，各获褒奖，时人称作“梆黄竞雄”。

　　自从打破女演员登台演出的禁令，河北梆子女演员成为戏迷崇拜的偶像、梦中的情人，戏迷们对喜爱的“角儿”的疯狂追捧，不亚于现在国际级歌星受欢迎的程度。从普通学生、市民到达官显贵无所不包。民国初年的一天傍晚，红角刘喜奎坐黄包车到戏院准备演出，刚一下车，一个年轻的学生就从某角落冲了过来，在刘喜奎脸颊上亲了一口，兴奋得手舞足蹈，然后高声大喊，“警察！警察！”。等警察闻讯跑过来时，这个学生从身上掏出50块现大洋交给警察作为罚款。

　　除了这些普通的星迷之外，连北洋政府的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徐世昌等几任总统也被刘喜奎迷昏了头。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的当天，不顾投票选举现场情况，竟然跑到刘喜奎的化妆间，并等她散戏后去吃夜宵，弄得刘喜奎又气又恼。而曹锟的选举现场也因为找不到这位总统而忙乱不堪。一生立志清清白白做人的“坤伶大王”刘喜奎，最后被迫息影舞台，过起更名改姓的隐居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命人把她找到，并破格安棑她为中国戏曲学校教授。曹锟遭到刘喜奎的拒绝后，娶了另一位著名女演员刘凤玮(艺名九丝红)做第四房姨太太，也正是这位女演员，在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使曹锟没有成为日寇的帮凶，保全了名节。日军曾派汉奸劝说曹锟为日本人服务。几经劝说，曹锟有些动心，但九丝红对此坚决反对，在汉奸又一次到曹家大门口的时候，九丝红命人将大门紧闭，并痛骂汉奸。当时曹锟还想给九丝红解释，没想到九丝红一个巴掌就打在他的脸上，并厉声说：“如果你为日本人卖命，我今天就打折你的腿，让你死也死在家里，不能将来落个汉奸的骂名。”一巴掌再加上九丝红的一番话，曹锟被点醒，他终究没有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做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