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味对贸易保护主义退让最终无路可退。”有关专家这样形容中国所面临的中美贸易局势。
“对以中国为主的对美顺差大国而言，适当的妥协不可避免，但讨价还价和适度的斗争则是必须的。”梁国勇说，在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调整中，中美之间的分歧则主要体现在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和实现方式上——再平衡将在何种程度上以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为代价是问题的关键。
专家表示，首先，中对美贸易战略重心不应仅放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技术性问题上，这不应成为奥巴马政府与中方谈判的较大筹码之一。记者采访多位贸易专家获悉，我国重视“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对的，但对此应有一个前提，即弄清“市场经济地位”是战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如果“市场经济地位”本是战术问题却被当成战略问题，提前解决它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将超过实际好处，令中国得不偿失。据介绍，“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领域中的专业性问题，与一国宏观经济体制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并非同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出口中的所有问题。如此次对中国造成巨额损失的“轮胎案”中，美国采用就是世贸组织成员专门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条款。
第二，中国在对美贸易上要手握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全方位反制筹码。“不能再对美国关于不使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承诺心存幻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猪肉、大豆等农产品，还是中国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对有可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贸易伙伴，我国一定也要储备足够的可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也在应对摩擦中也要避免‘授人以柄’。”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说：“目前外贸环境中，有的企业故意低开发票、低价出口，这极易引发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行业组织参与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企业还要讲究策略，不仅要抗辩，还可以考虑到调查国展开‘公关’，在这些国家的媒体上发出中国的声音。”
第三，我国应把握FTA(自由贸易协定)历史机遇，将对外经贸合作重心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上来。一旦“10+3”东亚经济共同体得以建立，世界经济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将最终确立，这就是对美国最好的制衡。梁国勇认为，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成长性，其在未来东亚经济共同体中的核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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