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2009年11月8日，一个原本普通的周日，因为“第十个中国记者节”的缘故，而被赋予了不普通的意味。
对于无数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忙碌在采访路上、演播厅里、编辑案头，见证历史、记录时代、揭示真相、传播希望……
年年记者节，皆有主题；今年记者节，该说些什么？
事实上，“主题”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定下。在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段致辞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胡锦涛说，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正因为如此，对各类媒体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各类媒体要被公众广泛接受、受社会广泛尊重，不断提高公信力和影响力，就应该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客观报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充分反映世界各国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热情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
围绕“媒体社会责任”，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知名媒体都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
峰会执行主席、新华通讯社社长李从军说，在去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报道中，中国媒体和记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救灾力量，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克服余震不断等困难，冒着生命危险，流着眼泪记录灾难，报道救灾进展，监督灾后重建，以崇高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职业精神，展现和弘扬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
俄塔社社长维塔利·尼基季奇·伊格纳坚科认为，才能、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是衡量媒体工作的三大基本标准。履行上述义务是新闻从业者共同的天职，也可以说是主要使命。
路透社总编辑史进德说，新闻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一面镜子，向人们呈现社会最真实的一面。如果我们没做到这点，呈现的画面不够清晰甚至扭曲了，那我们就应该受到批评。我们必须努力成为完美的镜子。
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石川聪的观点是，在适应新媒体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在报道中坚守负责任、可信赖的新闻理念。
从世界媒体峰会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关注可以看出，“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一种共识。
翻开中外新闻史，“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者代有人出。中国有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等，外国有斯诺、爱伦堡、李普曼……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一系列挑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与此同时，信息传播技术和手段日新月异，新闻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入，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大。
人常说：责任重如泰山。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工作者究竟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本版特别刊发几位记者编辑的亲历故事，试图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采编经历，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立足法治报道事实 蒋德
记者的责任是报道事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法制记者的我，总感到自己似乎更多了一份责任———报道事实要立足于法治。说白了，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报道事实。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
2009年8月初，一则题为《爆料：南京一法院开出20万元封口费》的帖子出现在互联网论坛上。由于矛头直指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是实名发贴，此帖出现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知名论坛不断转载，国内各大媒体也开始关注。虽然报道的形式各不相同，但矛头所指却基本一致：法院存在问题，不然为什么要花这20万元买平安？
对于这样的事，作为《法制日报》驻江苏站记者的我当然也要关注：一个法院，居然用巨款封口，岂不荒唐？但经过采访，我发现事情完全不像网民议论的那样。这只不过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起普通的民事和解案件，但由于过分的炒作以及公众对“司法和解”的不了解，弄得甚至连法院自己都刻意回避“和解”与“封口”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随波逐流地批评一下法院(法院在实施和解中确实存在工作失误)，不会有什么风险，稿子也能发，还有一个现成的词可以作为理由———舆论监督。但我以为，对法制记者而言，舆论监督首先是依法监督，因为他不但要让广大读者了解实情，更要在他的报道中体现法律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立足法治报道事实”。
于是，围绕“究竟是"封口费"还是"和解费"”、“拍卖程序和实体是否存在问题”、“评估结果是否背离了房产价值”、“为何用500万元房产抵偿160万元债务”4个问题，我用近乎双方陈述的方式，客观地摆出了当事双方的理由和分歧，其间并不回避法院的失误。我用这种方法是基于这个理念：记者的责任就是报道事实。我始终认为，在批评报道中，事实具有最大的杀伤力；而在某些问题需要澄清时，事实同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充分的事实面前，根本无需记者越俎代庖，替读者下结论。
当然，在这组报道中，记者是有倾向的，这个倾向就是法律。因此，在众口一词挞伐“封口费”、甚至法院对“封口”也讳莫如深时，记者在为报道配发的评论中，理直气壮地说出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司法领域的"和解"就是封口，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封口"完全不同”的观点，并用了一个有名的案例来说明“和解”即是“封口”：曾经指控瑞士信贷和德意志银行有意破坏其65亿美元收购行动的美国化学产品生产商亨斯曼，在双方达成17亿美元和解协议后宣布，“其在德克萨斯州法庭对两家银行提起的诉讼画上句号”。连诉讼都没有了，还“说”什么？
应该说，在法院都不敢承认“和解即是封口”的情况下，记者敢于通过报道来澄清，这当然需要一点法律知识，但更需要一点勇气，因为这是一个法制记者的责任。
当多数人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的司法实践，就某个涉法新闻形成了错误的舆论导向时，一个法制记者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自己的报道加以澄清。我以为，由于对法律的了解不够造成报道的偏激，对一般记者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以报道法治为己任的《法制日报》记者，理应多一份冷静，多一点法律的思考。否则，在一般记者而言最多是人云亦云，而对法制记者而言，就是在起哄了。我是这样看的：只有立足法治报道事实，法制记者的报道才有价值，包括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正义源于“草根责任” 李光明
“李站长，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是张申培啊！”从2005年起，每年记者节这天，我都会接到这位读者的电话祝贺，而且每年开头都是这句话。他说，记者的工作要见很多人，说不定把他给忘了，所以先要自报一下家门。
其实，在连续多年接到他的祝贺后，我已将他的名字输进了手机，收下了他对记者这个职业的尊重。
早在2004年年底前后，当时还是芜湖三益制药公司总经理的张申培等人与其他股东因“分家”产生了诸多纷争。他带着一些职工到处反映情况，并向本报反映了司法不当介入等问题。2005年4月9日本报一版刊登了《法院怎么做起了“变性手术”》一文，引起了高度关注，最终促使问题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张申培告诉记者，现在分家后形成的两个企业都发展得不错，自己又开了新厂，“如果不是媒体敢于直言，可能我们早已两败俱伤，职工可能连口饭都没得吃了”。
做了15年的记者，听过的赞扬声有很多，可这简单的几句话语，再次让我感受到记者存在的意义：责任。
当年我才到《法制日报》安徽记者站工作时，安徽新闻界的一位老师曾经对我说：“你的舞台大了，你的正义感可不能少了啊。”
做记者多年，我觉得正义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它来自一家企业的职工们对我的评价。那时候我还在地方媒体工作，安徽太和塑料厂的厂长在测评中拉票贿选，使得职工想通过合法正当的民主测评罢免不称职厂长的途径受阻。我采写了《“太塑”民主测评变了味》这篇报道，促使民主测评重新启动，并最终罢免了厂长。一些职工说：这位记者虽然年轻，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
我的正义感来自何处，就是来自记者的责任、良心。到《法制日报》工作后，我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关注群众的“不平事”。近年来，我采写了不少舆论监督或问题报道，像《广德法院出现数百份真假“双胞胎”判决书》、《关口为何失守？安徽亳州一青年被冤杀人八年后释放》等报道，均产生了广泛影响。
应该说，《法制日报》记者做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是件很难的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陷入双方的利益冲突之中，让自己有嘴说不清。因为，《法制日报》面对的舆论监督线索，大都是案件或因案件而出现的执法违法线索。既然是案件，就不可避免地有对立的案件当事人，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听起来都有理。如果不能正确判断，偏听偏信，你的采访或是报道就可能干扰案件办理，甚至被利用，成为干涉案件办理的不当行为。
多年法制记者的经历告诉我，法制记者绝不是判官，而是促进司法公平公正的润滑剂，在涉及具体案件的采访调查时，应扮演好中立的角色，不能陷入案件的利益冲突之中。我一直告诫自己：记者的目光应当始终保持一种平视，无论对方是位高权重的官员，还是大山坳里的乡亲；无论对方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还是生活艰辛的贫困者，我们都应该平等地看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让记者不浮不躁、不偏不倚地演绎记者的尊严与责任。
一则信息发布的前前后后 徐伟
人们常说，媒体的责任重如泰山。
媒体怎样扛起这千钧重担？我个人以为，除了扮演好“船头瞭望者”的角色之外，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的传播作用同样举足轻重。
作为《法制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在日常的采访报道中，我参加的政法机关大大小小的会议最多。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文件材料、情况总结……每天都会面对海量信息的“轰炸”。如果没有一双“慧眼”，很难把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社会公众。
如何在“文山会海”中筛选过滤出“硬新闻”？我认为关键在于记者应具备“民生视角”。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民生新闻理所当然地应该处于主流新闻的地位，并且应该占据主要地位。只有这样的新闻，才是老百姓想看、想听、想要的新闻。
从2006年开始，公安部部署在全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从价值判断上看，这条新闻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作为媒体必须及时准确地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公众。
因此，我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新闻采写完成，并在报道中着重强调了老百姓关心的几个重点：第一，公安机关在集中换发二代证时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执行，不允许收取证件工本费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第二，2006年6月底全国将停止制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在二代证换发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我又注意到，天津、郑州等不少地方出现“小道消息”：“快去办理二代证吧，不然一代证今年底就作废了……”其间我也接到不少还未办理二代证群众的电话咨询，电话里他们心急如焚：“一代证是不是就要作废了，今后去银行取钱是不是就取不出来了？”
身份证虽小，但却是事关民生的头等大事。作为媒体，在此时此刻及时公布权威信息，更能凸显媒体的责任。
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协调，我第一时间专访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郑重澄清：2008年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不会停用，并表示在全国集中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基本完成后，国家将适时作出停用一代证的决定。具体什么时间停用一代证，目前尚未确定。
此篇报道刊发后，各大媒体竞相转载，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老百姓的疑惑和焦虑，同时也及时地履行了一名记者应尽的责任。
说出弱势人群心声 杜晓
提起记者的社会责任，我想起今年去河北省石家庄市所作的一次采访。
事情的起因缘自一封检举信。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大型企业的几名劳务派遣工向编辑部写信反映，该企业内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严重。很多劳务派遣工干着和正式工一样的工作，收入却跟正式工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样的事情似乎很多———这是我看到检举信之后的第一印象。在拿到这个选题去石家庄之前，刚刚加入记者这个行列的我心里有些犯嘀咕：这件事会不会有点小？
不管怎么样，既然指令下达了，我就必须出发。采访的过程倒是很顺利，在石家庄呆了两天，第一天和写检举信的人见了面，第二天去了趟被举报的那家企业。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家企业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对检举信的内容并没有明确反对，反而声称：现在这么干的企业太多了，凭什么偏偏找到我们头上，这不公平。
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一家大型网站上，读者评论居然有一千多条，已经赶上了“医改”、“躲猫猫”之类的热门话题的跟帖。我粗粗翻看了一下发现，这些帖子基本上是全国各地的劳务工们写的，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这里更严重”。
这篇报道令我有所思考：记者究竟应该关注什么？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关注弱势人群不仅是记者开拓报道领域发掘新闻素材的途径，更是记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多年以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句话流传甚广。我想，原因就在于，这句话以一种非常直白和坦诚的姿态，表述了新闻工作者关注弱势人群的社会责任。这是新闻工作本身最宝贵的价值所在。对于中外新闻史上许多出色的记者来说，这是他们青史留名的原因，也是他们热爱这份工作的理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社会对于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期待。
我是一个编辑 张国庆
“小陈，把二版头条的主标题改为《政府出钱请来律师参与调解》。”
11月3日凌晨时分，下夜班后临睡前，我还是决定给校对打电话，请他们帮忙改一篇报道的标题。被改掉的标题是《政府出钱“买”来律师参与调解》，只有一字之差。
下了夜班回到家里再改动标题，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但睡前将版面再回放一遍，却是我每个夜班后的习惯。
说并不多见，是因为在签付印前已经改了多遍。夜班编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但精雕细刻还是必须的。平均下来，一个版要出三至四遍大样，遇有稿件或版式调整可能还要更多。可以这样说，夜班就是把版面大样由干干净净改“花”，再由“花”归于干干净净的过程。其精雕细刻有时体现在一遍大样上只有一处改动，有时体现在一个标题每遍都在改，更体现在一遍改样改了个“大花脸”。而精雕细刻之处，也正是夜班编辑快乐之源。
14年前入新闻行，我进的门就是《法制日报》总编室。这么多年，每每有人问我职业，我都答“编辑”；在这个名为“记者”的节日里，向约稿的同事交稿时，我确定标题为“我是一个编辑”。
这缘于对编辑工作的热爱。14年来，未有改变。身边的同事多有变换，每一个都似一面镜子，也称为鉴，有学有戒。夜班是紧张的，也是枯燥的，但如果将其视为一份“钟点工”
式的工作，恐怕将永远没有快乐，只能是辛苦地完成一件工作而已。快乐来自认真，快乐来自责任。做不到这一点，是干不长的。
夜班编辑与白班编辑不同。总编室的夜班又与其他的夜班不同，这种不同缘自版面的分工：一个是划定的领域，一个是全领域；一个需要等截稿，一个可以做完版就收工。所以，基本上总是总编室的人走得最晚，今年最晚的一次已是清晨7点半，以前还有过更晚的时候。走得晚，睡觉、起床自然都要晚，但接到“电话”却可能最早。
“电话”一说来自一位前辈，他说当年上夜班就怕第二天早上接到电话，这电话一响，一定是出问题了！其实他接到的也不多。今年一年，我也没接到过。
报纸不可逆，出了错即使发了更正也难以挽回。一个稿件经过采编至见报，要经过很多道程序，每道程序都是一关，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版上出错，编辑不脱干系。政治关、导向关、文字关、法律关，这关那关，于夜班编辑而言，关关不可失，惟有百倍小心，万分谨慎才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夜班编辑工作在付印前是暗流汹涌，只有疏通得风平浪静才可签下那“请付印”三个字。
事业心、责任心，心境如何，决定了一个编辑的路能走多长，走成什么样。此刻，又想起曾经写过的一篇读后感的标题：“心中要有读者，手上要有技术”。同样，读者有多重，技术有多高，也决定着一张报纸、一个版面能走多长，走成什么样。走长，走好，编辑重任在肩。
新闻评论的责任 秦平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代，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无法回避谈论网络。而2009年的网络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那些引人关注的事件，特别是一些司法案件，所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气势，让人们对网络从最初的一边倒的叫好变成了审慎的思考。而我们的评论，不可避免地要围绕着这种思考进行。
杭州飙车案造就了一个网络流行语———“欺实码”。这个词是对有关部门不准确信息发布的讽刺，同时也让人对执法机关能否公正办案产生了怀疑。针对这一事件，如果只是一味地去追随、迎合网络上的讽刺和怀疑，就丧失了评论的独立性，同时这种评论也是缺少建设性的。事实上，网络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而建设性才是媒体应该秉持的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负责任的态度。
为此，我们的评论指出，“欺实码”事件反映出的是有关部门在应对舆论上的经验不足，针对媒体的信息发布必须真实、准确、客观，不能含糊其词或使用一些未经证实的数据。评论同时提出了很多关于信息发布的建议和意见。这样的评论表达了我们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远比讽刺、挖苦、怀疑更有利于规范政府职能。
“躲猫猫”也是2009年的一个著名网络流行语，它的出现还是源于司法机关在应对舆论上的失误，进而造成了公信力的危机。为此，云南省委宣传部出面组织了“网友调查团”对案件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团一出现就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网友对这个调查团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作为《法制日报》评论部的编辑，当然不可能对这样一个“罕见”的新闻视而不见。一方面，我们对当地政府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做法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从专业的角度讲，我们又很难看好这个调查团，原因就在于这种缺乏专业性的调查活动不会达到所谓的“发现真相”的目的。虽然这个调查团的初衷是好的，应该肯定，但是这种调查不符合司法程序。事实上，法律的专业性不是表现在正义性和对“是与非”、“罪与非罪”的判断上，而是表现在法律程序上，尊重法律就必须尊重法律程序。所以，我们针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网友调查团之所以没能达到网友预期的目的，就在于这种专业性的调查活动既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同时也需要司法程序的授权。这篇评论体现的是《法制日报》的法律信仰和专业精神，有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
网络对涉法案件的强势介入在今年表现得很突出。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网络舆论的兴起与强大，是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巨大力量。但是，评论最可贵的是辩证的思维、独立的精神。事实上，网络对个别司法个案的过度介入，特别是一边倒的猜测、质疑，很难说一定就有利于案件的依法解决。法律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而情绪化的表达在网络上却无处不在。为此，我们的评论很多都是分析网意对司法的影响的。当一些司法案件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时，我们的评论提出了“网意并不一定就是民意”以及“网意也会被推手操纵”等观点。无论一些人是否接受这种观点，但我们认为独立的思考和适时的提醒是有必要的，它可以为发热的网络崇拜泼点冷水，从而让大家冷静下来。评论独立性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此吧。
总之，《法制日报》的评论要秉持责任感、建设性、专业性和独立性，要站在国家、民族和社会最根本利益的立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的尊严。
11月8日，江苏新闻界举办的记者节活动。王启明摄
今年记者节期间，安徽的一位记者向小记者们讲解摄像机的使用方法。程千俊摄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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