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政策落后现实 农民增收困局20多年未变

　　“公司+农户”有可能让中国步菲律宾后尘

　　李昌平被人们认识并记住，源于2000年他以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给朱镕基的一封信，在信中他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时他说农业危险的背景是，从97年开始，全国连续大面积出现粮棉油等的亏本局面，农民撂荒非常普遍。在他工作的监利县，撂荒面积高达50%。

　　现在，撂荒的情况少了，因为取消农业税和农业补贴让农民种地有利可图，比如河北，农民种一亩地，两季至少可收入600元。但在李昌平看来，随着“公司+农户”模式的推广，新的农业危险情况正在显露……

　　记者：中国农业和日本、韩国等都是小农业，但发展的方式有所差异。最主要的差异是什么？

　　李昌平：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是把小农组织起来，变无组织的分散小农为有组织的社团小农，发展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农业产业链条里的收益都归农民，农民自己富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城是有序的，不是被逼的，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的收入差距不大。

　　我国主要是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再由龙头企业整合小农，也就是“公司＋农户”的形式。公司主导农业发展，农民依附于公司。公司获得农业产业的大部分收益，农民从农业产业中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小。农民进城是被逼无奈的过程。

　　记者：您曾多次说过，中国农业不能走菲律宾模式。那菲律宾模式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中国不能走？

　　李昌平：菲律宾曾经是“亚洲典范”，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大资本下乡，逼着农民破产，农民就进城打工。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量农民工失业，可是农民工再也回不去了，在城市里要工作、要民主、要革命，菲律宾60年代的军事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另外大资本下乡以后，就改变了国家的食物主权。美国人给菲律宾人说你们不要种大米了，我们很便宜卖给你，于是把菲律宾变成了美国的原料基地。所以粮食涨价的时候，菲律宾的军队排队维护农民买粮。这就是食物主权丧失。一个国家的食物主权一旦丧失，经济主权、社会稳定，甚至国家主权都会受制于人。假如中国真像有些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15％的粮食缺口由其他国家来供应 ，这就等于将粮食的价格上下波动50％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外国（和大豆一样），我国就毫无食物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可言，甚至国家主权也会就不安全，这就是菲律宾今天的情况。

　　所以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比较成功的，菲律宾是比较失败的。我们到底是要学日韩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呢？还是要继续搞“公司+农户”呢？还是维持现在的家庭经营模式呢？还是进一步完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呢？这就有一个模式选择问题。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有预料和告诫。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1993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2005年，薄一波给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信中说：“在农村的发展中，有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重视起来，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说：‘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并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薄一波还说：“北京的韩村河村、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航民村、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等，这些村子的集体经济在走向大市场中，已显示出自己的发展优势和走共同致富道路的优越性。还有不少农村地区，在分散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发展社区性和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并引导这些合作经济组织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联结起来，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营。这将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形式，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集约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记者：这是三条完全不同的路。

　　李昌平：对，所以我的主张是既要实践邓小平“二次飞跃”的构想，也要学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综合农协模式，决不能学菲律宾。但现在的政策主导，还是资本下乡，扶持龙头企业剥夺小农，这恰恰是菲律宾道理。

　　80年代的农民，如果养了20头猪，种10亩地，那就是万元户了，相对于现在的十几万。可是今天养同样的猪，种同样的地，就几千块的收入。农业的收益到哪儿去了呢？因为农业的“公司＋农户”水平越高，资本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农民获得的收益就越小。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农民没有富裕，1985年以来，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益是持续下降的。另一方面，农民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还增加了2个亿。这就表明，我们的现代化道理是危险的。

　　所以我在《大气候》中是警示这一点，这样发展下去有可能就是菲律宾第二。我们应该从这中间得到一些反思，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一定要避免菲律宾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