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地坚持地下斗争 终换来父亲的认可

　　我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全家四代同堂，大家尊敬我，可能都是因为我年岁大的缘故，可我心里却没有一丝年迈的感觉，也许曾经的经历让我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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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岁的那年，小学还没毕业的我，参加新加坡抗日同盟会，结果因叛徒出卖，被日本侵略者抓进监狱。

　　父亲利用他在同善会的关系，在日本投降前3个月将我营救出来，他知道日本人不甘心失败，一定会在灭亡前疯狂屠杀爱国人士。的确，就在我出狱前，很多地下抗日组织的领导人都遭到杀害，他们英勇就义时的表现让其他人更加勇敢，更加坚强。

　　出狱后，父亲担心我再从事危险的活动，就把我关在家里，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和抗日组织保持联系，这可能被父亲察觉到了，于是父亲决定全家人移居香港。

　　此时，正好是战争刚刚结束，世界经济十分萧条，父亲所在的太古轮船运输公司业务非常的清淡，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在公司苦难的时候离开，也许他考虑更多的是我，因为我是他几个孩子中最不本分的一个。

　　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由于继母把大弟弟打得头破血流，我就带着弟弟妹妹们当着父亲的面，在母亲遗相前痛哭，就这次，父亲改变了宠爱继母的心，转而对我们更加关心，但这也让父亲对我格外的担心。

　　记得，日本宪兵到家里抓我时，误把我姐姐当作我，而我面无改色地承认自己就是敌人要抓的李敏，并镇定地提出要换一套出门的衣服。当时在场的日本人感到吃惊，他们吃惊的是我那么一个小孩子就成为了抗日战士；父亲吃惊的是，他一点都不知道我在从事大人都不敢做的事，而且面对军警，我神情自若，没有丝毫的害怕。

　　其实，恐惧每个人都有，但从参加地下抗日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被捕和牺牲随时都可能发行，所以就觉得不怎么可怕了，当时，为了表达抗日决心，我画了一幅代表正义和力量的人猿“泰山”一只手高举火把的画投给报刊，没想到这幅画还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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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新加坡的那天，堂哥来到家里和我们告别，父亲看到堂哥来，只是冷冷地和他打了招呼。

　　按道理父亲应该和堂哥很好，是父亲出钱让他去读书深造，是父亲四处为他的工作在张罗，但堂哥却去从事马来亚人民抗日解放斗争，这让父亲很担心。

　　更让父亲难以容忍的事，堂哥还以反对“封建婚姻”为由，破坏了四伯父女儿的婚事。所以他的出现让父亲感到不快，因碍于亲戚的面上，父亲才勉强和他打了个照面。

　　在我们的家族里，我们俩算是最投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共同的语言，所以他其实是来为我送行的。

　　堂哥趁别人不注意时，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爸带你到香港是想把你嫁出去。”

　　听了这话后，我觉得不无道理，之后心里就一直很乱。

　　全家人都登船了，突然我对父亲说：“我不去香港，我要工作，我要自己生活。”说完，不等父亲说话，我就飞奔上岸。

　　我不知道要跑向哪里，我两手空空，身上没有一分钱，但我绝不回头，因为我知道此时的父亲一定气得无法形容，说不定他在后面追赶着我，要把我拽回去，然后五花大绑把我绑到香港……

　　表哥在吉隆坡《民声报》工作，他在报社帮我找了一份资料员工作，这样我好歹也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

　　《民声报》很有名气，它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团结人民，反对殖民统治，这些政治立场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成为了大家争相阅读的热门报纸。

　　看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有时也为自己报纸的副刊写一些短文，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我的第一篇文章《离别》发表后，朋友或同事都说文章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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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在吉隆坡的《民声报》总部工作，到了1947年，父亲就从香港来到新加坡，说是办理生意上的事，那时，父亲到香港后自己创办了一家专门经营中国家具公司，所以来新加坡谈生意就很自然的，但我感觉到他是为我而来。

　　的确，我从吉隆坡赶到新加坡见到他时，他就提出要我跟他一起回到香港，而我不加思考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是他第一次要求我回到香港的家。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新加坡，说是来看病的，他的一条腿不知怎地，肿了很大，此时他的身边没有人照顾，只好由我来照顾，由于考虑到照顾父亲要很长时间，于是我向报社提出辞职，但堂哥不同意，他说，你去照顾父亲，不管多长时间，你的工作位置我都给你留着。

　　可父亲怎么也不肯让我再回吉隆坡，他知道《民声报》是锋芒毕露的政治报刊，英国殖民者一定会采取镇压的手段，所以父亲动员了所有在新加坡的亲戚朋友说服我跟他回香港。

　　看到父亲这样，我的心也软了，我真不忍心让父亲这样为我痛苦，于是，我提出跟他回香港的条件。父亲一听我答应回香港，高兴地满口答应。我的要求其实不很高——要有读书自由，行动自由，婚姻自由。

　　为了慎重起见，我让在新加坡的姐姐和姐夫，以及堂姐和堂姐夫到场作证，并让父亲亲手写下保证书，随后，我就跟着父亲回到香港。

　　到了香港后，父亲提出让我回到老家汕头去看祖母，说是现在祖母眼睛瞎了，一个人在家很可怜，让我回去陪她一段时间，父亲的这个要求，表面上合情合理，其实他是想让我回老家时去认识一个想娶我的男子，他是父亲一位在汕头开火柴厂老板朋友的孩子。

　　知道这事后，我非常生气，就让老家的几个弟弟骑自行车去把他撞倒，结果这个想来相亲的男人，还没见到我，就吓得跑回家，这也让父亲从此不敢再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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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月，父亲为我到香港培德中学报了名，可回到香港后，继母就得了伤寒病，结果又是由我来伺候她，因此就无法到校上课。

　　在陪伴继母的时候，我看了一本香港进步杂志，是由马来亚著名作家司马文森主编的《香港文艺》，于是我花了500港币成为了永远会员。随后，香港文化界的活动都通知我参加，如茅盾、欧阳予倩等作家的座谈会，这让我认识了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的思想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开阔，慢慢地我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份子。

　　这年的5月1日，由郭沫若组织的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上，香港进步组织的领导人介绍我与黄菲君接触，之后，要求我俩假扮夫妻回到内地，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地下工作。

　　当时，我同意回去工作，但不愿假扮夫妻。这时，对方问我该以什么身份才好时，我脱口而出地说：“要就是做真夫妻，假的我不做”。这把对方逗笑了，那位名叫黄菲君的男子在旁边也笑了出来。

　　在此之前，我就在活动中认识黄菲君，只是没有直接接触，由于组织安排了这项工作后，我才从别的地方打听到他的一些情况。他来香港前是泉州《福建日报》的记者，也曾是厦门《青年报》的主编，更早的时候，还担任过厦门同安地下党负责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战士。

　　由于他的妻子被日本侵略者害死，他潜回内地需要有人掩护，而我是最好的人选，但在年龄上我们的差距很大，当时我才18岁，而他比我大18岁。

　　父亲知道我要和一位没有工作、身无分文的男人结婚后，几乎要气晕过去，他执意不肯见他，并一口气把36个问他的问题写在纸上，让我带给他。

　　没想到，黄菲君很坦荡地回答了父亲的提问，看了回答的信，父亲一下就改变了看法，原来不是问题回答得好，而是黄菲君的一手好字，父亲认为会写出好字的人，一定非同寻常，是个有才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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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内地后，丈夫和我来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泉州《福建日报》，而我则协助他校对稿件，掩护地下同志进出泉州。

　　当人民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传来时，组织上认为要把这个重要的消息通过报纸告诉人民，于是就在我们报社发出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号外”。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上造成了重大影响。

　　刊登“号外”的代价，就是暴露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当晚在组织的安排下我们到了惠安的游击区，成为游击战士，那时，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在被国民党军队追击时，他总是安静地躲在我的怀里，游击队员们都很喜欢他，并给了他一个“小子弹”的外号。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利用广州交易会的时候回到内地，我也应约到广州看他。有一次见面时，他感慨地说，你当初选择的路是对的。

　　就是这句话，让我感动了很久。父亲这辈子给了我很多，为我做了很多，但我觉得再多也不够这句话的份量。

　　……

　　年轻总是美好的，如果能有值得纪念和怀念的年经经历，那更是一个人永久的财富，我能感到自己还是年轻，正是由于有着那段不平凡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包含着正义、勇敢、无畏、牺牲、博爱、真诚。

　　李敏，女，新加坡归侨，现年82岁，离休前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李敏／口述 林小宇／撰文) (来源：福建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