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激辩:继续刺激 还是撤出?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刺激政策会不会将资本泡沫吹得更大，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问题。前不久，以色列、挪威、澳大利亚央行相继宣布加息，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刺激政策是否应撤出的讨论愈演愈烈，就在上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也建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应更早地退出宽松货币政策。

　　继续刺激，还是撤出，这是个问题。昨日，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此给出了他们的见解：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约尔延·埃尔梅斯柯夫在出席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时表示，考虑到中国在卷入国际金融危机时财政上有大规模盈余，可以负担得起财政的扩张计划，所以暂时没有必要考虑撤出刺激计划。然而对于埃尔梅斯柯夫的这一观点，也有部分“场外”经济学家表示不赞同，认为从7月份以1年期央票的“重启发行”为标志，中国渐进式的退出在当时已经开始。

　　争论：有人在撤，我们撤不撤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大幕始于今年8月。

　　8月24日，以色列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成为自去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首个加息的经济体。

　　随后澳大利亚央行在10月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至3.25%。

　　而10月底印度央行也宣布，自11月7日起将商业银行法定流动资金比率由24%调升至25%，这也就意味着印度央行朝着收紧货币政策迈出了第一步。

　　紧接着，澳大利亚再次宣布加息，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的讨论。

　　上月IMF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不同建议。IMF认为，在先进经济体中，大部分中央银行有能力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宽松，原因是只要这些国家的产出缺口依然较大，通胀仍可能减弱；而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来说，更早地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是恰当的”。若出现过热、信贷或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有必要采取比常规程度更强的货币回应，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这些国家的央行应更加重视宏观金融风险，这意味着更早、更有力地收紧银根，即使通胀基本得到控制，也要竭力防止资产和信贷市场积累过剩危险。

　　外界普遍认为，此前着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主要是在金融危机中受伤较轻或经济复苏步伐较快的国家。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一个经济体的退出往往具有标杆效应。德意志银行曾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央行加息的开始，标志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紧缩周期的正式启动。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近日却回应：由于国内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中国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关人士最近反复强调，货币政策取向暂时不会改变。

　　争论一直没有消失。

　　 诺奖得主力挺中国经济刺激政策

　　让我们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观点。对于争论，埃尔梅斯柯夫昨日在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表示：“考虑到中国在卷入国际金融危机时财政上有大规模盈余，可以负担得起财政的扩张计划，所以暂时没有必要考虑撤出刺激计划。”他认为，相比于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国更多的是有必要来调整开支的结构，而不是征税。例如对教育的投入，对医疗、养老体系方面加大公共投入，使更多百姓敢于将未来的钱花出去。

　　埃尔梅斯柯夫表示，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应该考虑的是体系中过多的流动性会导致通胀和过高的资产定价，因此新兴国家要尽快退出。同时，央行应当注重货币政策与市场的沟通，尽量减少退出造成的市场不稳定性。

　　“总体来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刺激政策是十分成功的，正是这些政策使得中国在危机中依然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埃尔梅斯柯夫也提醒中国，由于经合组织部分国家的利率较低，而中国的利率较高，在刺激政策尚未退出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情况。因此，中国需要对之加以消化避免通货膨胀的问题，“特别是需要更多地增加内需，而不是继续依赖于过去长期的不平衡的状况实现发展”。

　　与埃尔梅斯柯夫观点相同，昨日出席诺奖北京论坛分论坛的伦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波茨也认为，短期内中国不会有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不会引起通胀危险。

　　“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良好，政府债务轻松，没有财政赤字；具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虽然会对国内货币供给总量带来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面比较好。”

　　波茨表示，虽然全球金融体系信贷市场的危机已经结束，然而全球贸易复苏才刚刚开始，要看到全球经济真正复苏还需要时间。中国GDP增速和外贸数字都恢复较快，但欧美国家才刚刚开始复苏，失业率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上升，恢复到正常水平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因此应当保持经济刺激的力度。

　　撤出呼声仍然高涨

　　尽管上述参加诺奖论坛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目前暂不需要撤出刺激政策，但撤出呼声却并未因此平息。

　　安邦咨询分析师李明旭认为，现在CPI已经连续两个月环比正增长，PPI更是连续六个月正增长，通胀的压力已经慢慢浮现了。照现在的趋势发展，未来的通胀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货币政策可以逐步退出。“比如尽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财政政策也应该重点支持民生领域，比如社保、教育、医疗。”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则表示，从7月份以1年期央票的“重启发行”为标志，中国渐进式的退出在当时已经开始。而就大的时点来说，美联储不准备“动”的时候，中国很可能也没有办法“动”。预计美联储会在明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加息，所以中国最快也只能在那个时候加息。扩张性政策的正确退出路径应当是采取财政政策先撤退、货币政策“掩护”的策略。即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然后逐步开始货币紧缩政策。

　　“目前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内部如何收回庞大的流动性，以及防范外部热钱的流入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鲁政委说。

　　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看来，即便是考虑撤出，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究竟如何退出跟美国也是有区别的：中国的贷款是进入企业的，外国则是以注资的方式进入市场；国外货币政策调整更多地是用价格方式引导，比如利率，但中国是依靠数量的方式，如货币供应量和公开市场操作。

　　 论坛观点集萃

　　罗伯特·蒙代尔

　　“应保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

　　“浮动汇率容易导致金融体系发生动荡，保持世界主要货币汇率稳定是避免经济动荡的关键，尤其是保证美元和欧元汇率稳定。”罗伯特·蒙代尔表示，“固定汇率时代几乎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而在浮动汇率时代金融危机却时有发生。金本位崩溃后的浮动汇率机制，以及美元与欧元的汇率大幅波动是造成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

　　蒙代尔所称的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盛行于19世纪中期。在金本位制下，各国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来决定。

　　蒙代尔表示，从制度层面来看，目前全球金融制度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浮动汇率体系，它是导致整个全球金融危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本次全球经济动荡的根源也是如此。应该努力使国际货币体系回到固定汇率体制，特别是推进美元与欧元汇率的稳定，这样才能避免大范围爆发经济危机。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约束，但短期内全球主要大国签订协议稳定汇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一背景下，确保美元和欧元的汇率稳定是避免经济动荡的关键，中国应该保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在未来2-3年内，人民币应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组合货币中。”

　　为此蒙代尔建议，中国应该积极建议和筹划在2010年左右召开“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会议”，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此外，中国还应当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并积极推动亚洲各国货币保持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

　　丹尼尔·麦克法登

　　“我不认为全球衰退已经结束”

　　在经过了这次金融风暴的洗礼后，许多人谈“金融衍生品”色变。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丹尼尔·麦克法登在昨日称，金融衍生产品本身不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症结在于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允许金融衍生品的存在，回答是肯定的”。

　　麦克法登认为，CDO和CDS等金融衍生品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监管，金融机构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制定储备金方面的要求，导致杠杆化程度过高。随着信贷的紧缩和主要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增加到一定程度，整个市场就崩溃了。

　　因此他建议，应当在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的前提下，以稳定的方式进行。监管措施包括在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分散风险，加强信息方面的通报，更加重要的是对CDO和CDS等产品的风险评估，加强资不抵债公司的管理。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引入金融衍生品的问题，麦克法登的回答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体系。

　　“如果大家看看那些经济长期稳定的国家，正是因为有了透明的银行体系，有力的监管，才使得金融体系的风险能够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但并不是说市场上的自由越多就越好，因此中国还应当同时加强监控，防止过去几年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行为。”他指出。

　　此外，麦克法登还表示，“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且这一影响将长期存在。尽管有几个国家已经走出了经济衰退，但我不认为全球衰退已经结束了。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两国不应该采取以政治为基础的贸易手段。中国应该允许人民币相对美元进行一些升值，加快外汇储备多元化，同时更加重视对内需的挖掘”。

　　 巴里·埃肯格林

　　“人民币变国际货币最快10年”

　　“今后中国可以加强人民币的国际作用，通过发展流动性市场以及接触外汇储备，这样可以帮助金融和商品交易的结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埃肯格林认为。

　　埃肯格林表示，在过去10年间推进人民币跨边境贸易的结算，虽然现在取得局部进展，但居民也只能用人民币购买一些商品，其他的亚洲国家在1997年、1998年更多地使用美元结算。现在透明度更高了，银行全面实现商业化、实现监管，汇率更具灵活性，中国需要对依赖银行贷款和固定利率这种做法加以改变。

　　埃肯格林分析，中国把上海和北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更多金融工具和产品，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需要中方做出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要避免粗放型的方式，这些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要想把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中国面临什么挑战？这件事情可以做成最快需要10年，因为美国也是用了10年的时间树立了美元的地位，在1914年美国的经济是英国经济的三倍，但是在1914年的时候美元的作用完全谈不上国际化。”埃肯格林分析，“从贸易信贷来说，美国的商人不是借的美元贷款，当时其他的国家依赖英镑贷款，他们在付息的时候用英镑，没有人用美元，或者用美国的银行获得贸易贷款，这就是反映在当时英国是一个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也是一个贸易强国，是世界银行。但是当时美国银行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没有一个央行，美国的银行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没有吸引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了美联储。”

　　“可以预见的是2020年是有可能实现的。”埃肯格林最后强调。

　　刘世锦

　　“对外开放的同时，应先"对内开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表示：“发展潜力不等于现实动力，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发展是我国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首要任务。”

　　刘世锦认为，过去一年里，全球金融和经济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中国政府及时出台有效措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在二季度温和回升。无论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复苏以后的增长，都面临着应对危机中暴露出的诸多结构体制问题的挑战。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国际上其他主要经济体有很大差异。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年均增长超过9%以后，快速增长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对这个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持乐观态度，认为这个增长势头还会保持10年左右。中国处在工业化时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大多数仍将发挥作用，有一些将得到改善。”刘世锦表示，“但发展潜力并不等于发展实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应克服自身结构性的矛盾，继续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把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虽然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推动转型的条件优于以往。”刘世锦分析。

　　针对我国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刘世锦提出四方面战略：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的培养以及节能减排。刘世锦强调，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与金融业发展程度不高直接相关。今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应先“对内开放”，给中小金融机构更多空间，让金融创新更灵活有效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齐琳) (来源：北京商报)